为什么不是全恶的神

有一个非基督徒朋友,看见我刚贴的乱言后argue道:“为什么不能是全恶、全能的神呢?既然善恶皆出于神,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一个全然败坏(totally corrupt)的神创造了这世界,按照你刚才的逻辑,由于受造物小于创造者,所以世界只是部分败坏(partly corrupt)的,尚有未败坏(善)的因素。但恶总要欺压善的,永远看不到希望,没有救赎,只有向更恶的处境堕落。我觉得当今世界就是这样。”
 
我说,朋友,我不知道。相信无限的神是全善,是基督教的根本判断,就像欧氏几何的平行公理,无法在有限的前提下证明。也许全恶的神可以发展出一套黎曼几何式的教义。但是就我个人而言,那会使我丧失一切希望,所以我不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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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是出于全善的神吗?

不少福音派的基督徒朋友跟我说,全善的神不会创造恶,世界原本也是全善的,恶是人类心中的欲念,受到撒旦的引诱而产生的。我反问道,如果人“原本”是善的,为什么会有恶的欲念呢?就连引诱人的魔鬼撒旦,基督教认为其堕落之前是大天使长,也是全善神的创造物。如果撒旦堕落之前是善的,为何忽然会起恶念,堕落并和神争战呢?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但人也罢,撒旦也罢,一旦有了自由意志,就首先选择了恶,说明在受造物是预设善恶“不守恒”的,它的本性偏向于恶。恶不能凭空产生,这本性应该由创造者负责。
 
古希腊的伊壁鸠鲁Epicurus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神不可能既是善的,又是全能的。他论证道:神是存在的,恶也是存在的。对于恶之存在,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神有能力阻止恶,但他却不愿意阻止恶发生,因此神不是善的;另一种可能性是神是善的,他意欲阻止恶,但却无能力阻止,因此神不是全能的。
 
我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神学观点:恶同善一样来源于神。一个全善全能的神怎么会创造出恶呢?我认为,虽然基督教的神是全善的(perfect),但神超乎万有(世界)之上,其创造的世界并非全善,只是部分的善(not perfect)。一切受造物(如人)都是有限的,达不到和彼岸的创造者——无限的神一样的完美,不完美本身就是恶的种子。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给人善的可能性,但不完美、有限、非神的人本性中恶的一面总有一天要通过自由意志表现出来。
 
创世记第一章说神很满意他的创造,"God saw that it was good",我想神一定也看到了"something was not that good". 因为“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神起初既创造善又创造恶、能允许恶暂时胜过善、但更能将受造物从恶中彻底救赎出来并归向善,这才说明神的彼岸属性:全善和全能。没有终极救赎的神,一定会落入了伊壁鸠鲁的悖论;有了终极救赎的神,正是基督教相对犹太教的彻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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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非基督徒的基督教读书笔记(4)

谁能宽恕不可宽恕之罪?——狱中读《宽恕?!》

Liu Xiaobo

        也许是因为身在高墙之内,读西蒙·威森塔尔的《宽恕?!》,心灵被某种说不清的尖利刺痛,也被某种慢性的折磨所煎熬。作者西蒙是犹太幸存者,有89 个亲属死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他自己也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但他却在提出了一个让受害者难以承受的问题:是否应该宽恕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应该,谁有资格给予饶恕?

        西蒙的问题自然让我想到了64,我也试着向自己提出的问题:89运动的正义性不容置疑,无辜者的血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道义资源。但是,当89运动得到公正评价的那一天降临之时,64大屠杀的刽子手应该得到怎样的对待? 这既是历史罪恶及其宽恕的道德问题,也是灵魂之罪能否得到道德拯救的问题,中国人似乎从未思考过。tg政权在执政若干年之后对战犯的大赦,仅仅是实用的政治行为,而与真正的宽恕和灵魂的悔罪无关。恰恰相反,tg特赦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而对那些本国的“阶级敌人”,却一个也不特赦。同时,tg为了政治需要而犯下一系列的人迫害人的罪恶,其骇人听闻实为举世罕见,罪恶的制造者及参与者至今也没有真正的忏悔,自然谈不上灵魂的宽恕。在此意义上,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道德上是渺小的丑陋的。也正因为这种巨大的道德空白,就更有必要了解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大屠杀的残酷事实,而且是由此引申出的灵魂问题。

        《宽恕?!》记述了一个临终前的悔罪、以宽恕来拯救灵魂的故事,发生在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西蒙和屠杀过犹太人的德国士兵卡尔之间。尽管请求宽恕者刽子手将不久于人世,宽恕与否对他的肉体已经没有丝毫疗救之效,但对于一个临终之人渴望得到受害者的帮助、以获得灵魂安宁的请求,受害者难道不应该祈求上帝给予请求者以满足吗?拯救一个在坟墓入口处的刽子手的灵魂,对于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公正吗?对于活着的人还有意义吗? 在讲完这个真实的故事之后,是44位知名人物对宽恕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1、如果一个凶手悔悟了,我们应该宽恕他吗?2、除了受害者本身之外,其他的人有资格宽恕针对别人犯下的罪行吗?这两个问题涉及到正义、同情、怜悯、拯救、良知和责任。 让一个受害者去怜悯一个迫害者,让随时可能被处决的囚犯以宽容的情怀去聆听刽子手的忏悔,仅仅是为了拯救刽子手的灵魂,使之没有罪恶感地安然辞世,这是正义吗? 这种拯救者与忏悔者的关系,可以在道义上给了受害者以珍贵的安慰:拥有正义的人,虽然极可能因实力弱小而倍受迫害,但邪恶的力量再强大,也只能得逞于一时,不可能永远是胜利者,作恶者终将被钉上道义的耻辱柱。 同时,刽子手请求受害者的宽恕,使强弱关系发生改变,刽子手变成乞求者,而受害者变成拯救者,这种发生在集中营中的突然颠倒,的确又是对拯救者的严峻考验,特别是要求犹太幸存者宽恕垂死的纳粹,无疑是要求那些无辜死者的亡灵在坟墓中宽恕刽子手,需要具有类似圣者耶稣的襟怀——“宽恕你的敌人”,但耶稣是神子而西蒙是凡人。 有人说,宽恕不是为了有利于宽恕者,而是为了自由。但是,如果死者不能、事实上也无法宽恕,活着的人就更不能,甚至上帝都无法赦免。我依稀的记得在某本记述大屠杀的书的扉页上,有这样的引自《圣经》的题词:“不,要求宽恕,这不可能。我决心报仇,直到坟墓,一个也不宽恕。”这话真的出自《圣经》吗? 年轻的犹太人西蒙,在接到年轻的纳粹士兵卡尔的请求时,处在一种无法抉择的两难境况之中,特别是当他面对的是一个犯下不可宽恕罪行的刽子手的真诚悔悟之时,他就更难以作出令自己满意的抉择。选择宽恕和拯救,这对于那些无辜的死者是不公平的。他无权代表那些受害者对刽子手施以宽恕。而选择拒绝倾听刽子手的忏悔,又是对人性向善和灵魂自省的拒绝,既根绝了身负罪错者自愿改过的机会,更有违于上帝的宽容律令。 在这种近似于二律背反的伦理窘境之中,西蒙最后选择了一种折衷的方式:只是沉默地不动声色地倾听刽子手的忏悔,决不用有声言词或明确的表情来表示宽恕。只有这样沉默的不动声色的倾听,才能使西蒙摆脱伦理悖论:既没有见死不救、也没有愧对无辜的亡灵。倾听使忏悔者的灵魂得到拯救,沉默使倾听者保持着问心无愧的良知。在结束忏悔之前,卡尔还请求西蒙在战争结束后,去代他看一眼德国的老母,因为他是独生子,一直是母亲的唯一骄傲。西蒙依然面无表情地沉默,但他把卡尔的临终托付记在了心里,并在二战后践行了他在沉默中的承诺。 然而,他的沉默和倾听所带来的良知与拯救,对那些无辜的亡灵真的就是公正吗?他有权利代表一个几乎被灭绝的民族倾听刽子手的忏悔(哪怕是极为真诚、发自内心深处的),以使罪犯的灵魂得到拯救吗?冰冷的同情或无情的宽恕,这是西蒙能给予那个悔罪的德国士兵的极限,沉默地倾听,使剑子手在奄奄一息之际,与他的罪恶以及对罪恶进行忏悔的良心一起沉入黑暗之中,与他的受害者一起去见上帝,在受害者的见证面前,接受神的审判。那一刻,沉默就是无言的正义,无言的判决。 作为迫害者和刽子手的卡尔找到了最好的倾听者:不是神父或牧师,而是一位随时可能死于纳粹手中的犹太人。卡尔知道,就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而言,如果请某个牧师或神父来倾听自己的忏悔,即便得到宽容,也是廉价的恩典。或者说,除了正在受难的犹太人西蒙之外,他向任何其他人的忏悔都不会得到真正的宽恕,因为除了受害者之外,其他人没有资格接受他的悔罪并对他表示宽容。 直到忏悔的最后,西蒙才握住了卡尔的手,但仍然没有言词。这沉默的一握,是受害者给予迫害者的最好的礼物或临终祷告,握手驱逐了纠缠着卡尔灵魂的罪恶之手,在随时可能被处决的犹太人与剑子手之间,创造了一种只有上帝才有资格施予的神秘的和解或宽恕。 通过倾听,沉默的倾听,一个罪恶累累的灵魂安然入土,他的临终忏悔所留下的真相,促使西蒙在战后把见证纳粹的罪恶作为终生的事业:让世界记住罪恶的历史,否则正义就会死亡;让人类拒绝对灾难的遗忘,否则真理就会腐烂。从某种意义上讲,西蒙的倾听才使真理与正义得以保存和伸张,才使苦难和罪恶成为人类永远的记忆。让人流泪的宽恕和忏悔。能流出来的泪已经不是真正的痛,倒流向心里的泪才会使人铭记终生。 对于西蒙而言,他太清楚自己选择的方式,决不是可以化解伦理上的二律背反的两全之策,只是在一种极端情景中面对极端伦理考验时的个人抉择。西蒙,这个身陷集中营、被纳粹夺去89个直系亲属的犹太幸存者(注意:是89个亲人的生命!!!),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震惊灵魂、挑战常识伦理的故事。

        对于我,宽容对手和宽恕敌人,的确是道德的奢侈品,因为我自身的罪恶已经使我丧失了倾听他人忏悔、宽恕他人罪恶的权利。同样,没有一种来自最高律令的伦理自觉,没有对超世俗的神圣价值的诚信和向往,贫困者、低贱者和受害者基于受歧视受迫害而提出的要求,并不一定就是正义的同义语,一无所有者也并不是天然就倾向于正义。有时恰恰相反,无产者天然地具有魔鬼的灵魂和破坏力。 西蒙的故事不是文学的象征,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启示,以600多万犹太人无辜的生命为代价所换来的启示。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永恒启蒙,它的深度与长度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启蒙(苏格拉底自愿赴死、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它与历史上的其它启蒙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所启示的不是人类理性和信仰之善,而是人类的理性和信仰之恶。这种理性之恶的规模之大、性质之残酷,是人类的任何理性善举所无法平衡的。如果说,工业革命作为理性之善,不可避免地夹杂有恶的附属物(比如羊吃人的血泪),那么,种族灭绝就是纯粹的恶,没有一线缝隙的黑暗。它告诉以理性的拥有者为自豪的人类:除了上帝,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甚至上帝在大屠杀中也缺席了);但是,除了撒旦,世界上还有绝对的恶。一项正义的事业的完成,需要太多的鲜血;而一桩邪恶之举的完成,却曾经几乎毫无阻力地实施。喜欢瓦格纳、贝多芬和尼采的希特勒,更喜欢在杀人之举中达到德国艺术的完美境界:用人皮制作的艺术品,其精致完美可以比拟于瓦格纳的歌剧、贝多芬的交响曲、歌德的诗歌、黑格尔的哲学、尼采的散文……如此理性的有计划的大屠杀,甚至是追求技术性完美的大屠杀。 作为幸存者的西蒙,在战后兑现了自己对卡尔的承诺,他代替卡尔去看望了这位孤身母亲。在失去了惟一儿子的母亲面前,西蒙再次以沉默隐瞒了真相。他不忍心用真实的罪恶累累的儿子来粉碎母亲心目中的清白无辜的虚假的儿子——那个在照片上满头金发的少年。从道理上讲,西蒙对这位母亲的同情,在超越了仇恨和正义的同时,也阻碍着正义的伸张。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全世界的德国人、特别是在战时留在国内的纳粹军人的家属们,大都否认奥斯维辛和达豪等集中营的存在。他们不相信有过种族灭绝,不相信大屠杀,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亲人会犯下过这种前所未有的滔天大罪——卡尔的母亲怎么能够相信满头金发的少年变成集中营里的刽子手,而且杀害绝非具有反抗能力的对手,而是徒手的平民、妇女、老人和孩子。 这种怀疑和否认构成了纳粹的反人类罪被揭露后的道义之罪,或者称之为替反人类罪进行辩护的罪后之罪。即便没有参与犯罪,但无视罪恶的事实(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诸如不相信人性会如此黑暗),也是一种道德罪恶。人类对罪恶的悔悟与承担,不是一、二个人的良知发现,甚至不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忏悔,而是整个人类作为每一个个体对罪恶的反省。既然种族灭绝构成反人类罪,那么相应的赎罪行为只能是人类性的。由此类推,既然某些国家对人权的践踏构成了对人类正义的挑战,那么普世人权高于一国主权的人类伦理,就应该成为、必须成为未来世纪的人类正义的优先法则,国际社会的其它法律和道义规则都必须建立在这一优先道义要求之上。 对于这段经历,西蒙称之为“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但是,任何人看完这个故事的人,都会觉得“忧伤”这个词根本不足以为这样的故事定性,因为它给人的,不仅是悲悯,而且是震撼是醒悟。 一个犹太作曲家,在集中营中被迫为纳粹的娱乐而创作了一曲“死亡探戈”,这种创作甚至比直接被投进焚尸炉还可怕。难道仅仅为了活下去,作为人的屈辱或尊严就无足轻重了吗? 这本书中的另一个细节也让我难忘。讲故事的犹太小伙子西蒙羡慕死去的德国士兵,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坟头都有一株向日葵迎着太阳,有成群的小鸟和蝴蝶围着向日葵飞翔。而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只是没有坟墓没有碑文没有姓名的死者,是无名氏。所以,即便同为地下亡灵,犹太人也有权嫉妒一个有单独的坟墓和碑文的死者,有权仇恨那些被种植了向日葵的坟墓,甚至有权扒开那些被小鸟和蝴蝶环绕的坟墓。死者与向日葵与小鸟与蝴蝶的默默交流,就是亡灵与世界与亲人与所有为其悲伤过与至今仍然怀念着的人们的联系。 而那些被投进焚尸炉的犹太人呢?他们没有时间向亲人告别、没有时间忏悔、甚至没有任何准备地死去,就被成批成群赶进了焚尸炉,象驱赶走向屠宰场的牲口一样。在那个时代,犹太人这个称呼就意味着死亡,早在每个犹太人出生时,就开始做突然死亡的准备了。当一个人意识到必死的命运已经步步逼近时,就会羡慕那些死得从容、体面、无痛苦的人,那些被人怀念的死者。 多残酷! 德国人把被处死的犹太人吊在公共场合,一个德国人自作聪明地在每个尸体上系了小纸条,上面写着“犹太肉”,旁观者报以疯狂的大笑。这是比人吃人更可怕更邪恶的人性。此刻,人与兽的区别仅仅在于:人比兽更狡猾,因而也就更残忍。人可以用理性和智慧精心设计残忍暴行的实施,使之具有娱乐的消遣的功能。理性甚至能够使人对人的虐待和杀戮像商品生产一样,技术化程序化批量化地大规模进行。这就是尼采所谓的“人性、太人性”吧! 像兽一样的人,肯定比人更仁慈;而像人一样的兽,绝对比兽更凶残。 死亡,以及血淋淋的厮杀,作为一种公共性的节庆和娱乐而使暴力仪式化,把人的好斗天性引向对鲜血、死亡和尸体的迷恋甚至赞美,特别是男人力量的最高标志就是在暴力角斗中获胜。这种仪式化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曾存在过,比如巴厘人的斗鸡、西班牙人的斗牛、古罗马人的奴隶角斗;当这种暴力崇拜被执政者纳入政治秩序之后,就变成了暴力强权的司法仪式,如法国人的断头台奇观、中国人枭首示众以及游街……一方面,以对残忍而邪恶的血祭的公开展示,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制造令人驯顺的恐怖秩序和凸现着王权的威严;另一方面,以一种类似广场群体赞美诗的杀人表演,来制造的狂欢气氛、达到寓教于乐和寓教于惧的统治效力。 “假如纳粹德国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个悔罪的德国士兵还会有觉悟和勇气向全世界公开党卫军的罪恶吗?他还会忏悔吗?人类还会把大屠杀视为最野蛮的暴行吗?” 这是一个孩子读过西蒙故事后的提问。这并非一个完全虚构的问题。德国人的忏悔抵消不了其罪恶的九牛一毛。而日本人呢?他们对中国人、对整个亚洲及全世界犯下了几乎同样的罪行,但他们到现在仍然不思忏悔。更不公平的是,人类似乎已经忘记了日本的罪恶以及不思悔罪的态度。这比对罪恶的宽恕本身更能说明人类的禽兽不如。 没有比上帝更可敬畏的存在物,却有太多比撒旦更可邪恶的存在物,那就是人。上帝会宽恕犯下任何罪恶的凡人,但当罪恶正在发生时,上帝为什么不去拯救无辜的被杀者,一个也没有拯救过!为什么在某些时代,只有神职人员才有权倾听忏悔和給予宽恕?刽子手的罪是对普通人犯下的,而制度或信仰却只允许犯罪者到拉比或牧师那里请求宽恕;而事实上,拉比或牧师无权代替普通受害者去宽恕罪犯。宽恕的基本道义要求应该是对等原则:只有受害者有资格宽恕正在忏悔的迫害者。 在大屠杀中,上帝怎么可能缺席?怎么可能把主宰生命的权力交给刽子手?!作为一个最虔诚的宗教民族的一员,西蒙发出如此绝望的置疑。这类质问在世俗的意义上具有充分的正义性,所以,两次世界大战动摇了许多西方人的信仰。然而,对于具有宗教传统的民族而言,除了这种世俗化的追问之外,始终存在着另一个维度的追问,所以,西蒙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信仰。 如果从宗教或超越性的神圣价值的角度看,自省和忏悔的灵魂力量,正是上帝引人向善的力量。宽恕只是针对不可宽恕之罪行才有意义,可宽恕的行为便谈不上宽恕。换言之,只有对不可宽恕者的宽恕,才是来自上帝的神性——耶稣式的激进的无条件的爱、怜悯和宽容,包括爱敌人、宽恕刽子手,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似神性所在。而其他的一切爱和宽恕都是世俗的利益交换,以忏悔、请求原谅来交换受害者对迫害者的宽恕。 正如人的自由和尊严,有着远比世俗的统治权力、民族国家或生活福祉更神圣的来源——上帝或神。人是上帝的造物,而主权国家或统治权力乃是世俗人类的造物。这种神圣价值不仅高于统治权力、主权国家或民族利益,甚至在极端的考验面前高於人之生命本身。当人作为神的造物所具有的神圣价值——自由与尊严—— 受到强制奴役的威胁时,反抗国家权力以及任何其他势力对这种价值的贬损,就具有充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为捍卫这种价值而放弃世俗福祉甚至生命本身,就使人具有了神性。 这就是耶稣殉难的神圣价值,惟其如此,十字架才具有了永恒的象征意义。

 1999年2月18日于大连市劳动教养院

2001年7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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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非基督徒的基督教读书笔记(3)

新教伦理创造的世俗奇迹──狱中读韦伯笔记
Liu Xiaobo
 
已经是第二遍读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了,某些段落反复读了数遍,越深入就越感到抽象文字很有魅力,常常使我心跳加快,作者力求价值中立的冷静,给予我这个囚犯的却是激动和偏爱。而有些在文字上激情洋溢的理论,读起来却无法让人投入和激动。这,也许就是伟大理论和平庸理论之间的最大区别吧。其实,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只不过是一种方法伦理想,一种约束研究者的标准,起码对于人文学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种标准,只是为了让研究者在无法完全排除主观偏见或先入为主的现实处境中,尽可能地做到客观超脱。
 
韦伯的智慧,似乎割断了窒息我这个囚犯的灵魂锁链,因为他的文字在神之光辉的沐浴下,迸发出耀眼的“思的激情”。
 
一、现代化与全球化、西化
 
八十年代的大陆,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引发出文学寻根热的同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以及《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的时髦,也引发大陆文化界的理论寻根热。文学寻根和文化寻根,二者之间相互注释,形成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也间接地为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提供了宏观的文化背景。此时,受韦伯的社会学影响的海外新儒家进入大陆,与国内的文化寻根热潮一拍即合。尽管新儒家与反传统的激进相对立,但是二者皆为当时文化领域的显学。
 
韦伯从新教伦理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价值支撑,新儒家受到启发,不仅试图从儒教中寻找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精神资源,而且走得更远,试图用儒道伦理的天人合一为整个人类指引未来。长期落伍的耻辱和自卑再一次激发出盲目的自傲:“二十一世纪将成为中国人的世纪”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之一。给予寻根派以“振兴中华”自信的经验例证,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腾飞奇迹。亚洲的另外两个政客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全力提倡的“亚洲价值”,也成为新儒家的思想资源。当时,新儒家的头面人物不仅是大陆文化界的宠儿,也成为新加坡政府的座上宾。同时,电视剧《霍元甲》中的“沉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主题歌和侯德健的《龙的传人》风行一时,“雄狮猛醒”和“巨龙腾飞”成为大众文化萌芽时期的流行主题之一。从这些八十年代的现象中,也可以找到64后的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蛛丝马迹。只不过当时还有自由派的激进反传统和高涨的政治改革呼声相平衡,没有使之像89之后的政治僵化时期那样,成为压倒一切的话语霸权。当时,政论专题片《河殇》所发出的反传统呐喊,尽管受到中共保守政治力量的压制,但是它在高层开明派的暗中支持下,通过电视传媒的强大影响力,既在舆论上为新任总书记Zhao Ziyang造势,又成为文化导向上的最强音。
 
再看新儒家,他们在用儒家传统诠释日本及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的文化背景之时,恰恰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在制度、科技、教育特别是市场等关键方面,皆经过长期而激烈的西化改造,甚至连国家宪法都是由西方人帮助制定的。没有明治维新时期的全盘西化,日本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初期进入列强的行列;没有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对台湾、南韩、新加坡的保护和支持,没有英国对香港的一百年殖民,就是再强调“亚洲价值”也无法使这些国家成为亚洲现代化的典型。相反,凡是没有经历“脱亚入欧”过程的国家,凡是固守本国传统或亚洲价值的国家,皆无法摆脱落伍的命运。新加坡的成功经验──经济开放和政治封闭──只能作为一个特例,并不能普遍地应用于亚洲国家的现代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现代化,皆是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同时渐进。威权体制下的经济腾飞并不是政治上的完全僵化。何况,九七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很重要的内在原因正是所谓的“亚洲价值”在作怪。
 
换言之,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尽管在某些具体细节和秩序演进上会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在关系到整体和全局的基本制度(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等)的建设方面,就没有所谓的亚洲模式可言,更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捷径可走。
 
八八年,我在接受《解放》月刊的金钟先生采访时,曾经说过一句犯了众怒的话: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三百年殖民化”。在六四前,我的激进反传统姿态成为寻根派的众矢之的,但还只是思想文化上的争鸣而已,虽然也受到来自教委的压力,却并没有演变成禁言禁行的政治迫害。而64后,对这句话的指控变成了中共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论据。文化寻根派中的一些人也受到政治迫害,官方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时所寻找的证据,居然也是断章取义的西化言论。所以,在现行制度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要紧不是相互之间的思想学术分歧,而是这一群体必须共同面对和反抗的言论钳制。Falun功和中功也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热中普及的,但是现在也成为中共政权的迫害对象。这一群体的主体还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其他的老百姓。所以,不准自由信仰和不准自由发言的制度环境是每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会收回这句话,更不会用接受采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辩解。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在狱中读着韦伯,又想起了这句话。平心而论,它只不过是中国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现代化的极端表达而已。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或者说,特别是二战以后的世界,和平演变的西化代替了强制性的武力殖民,不发达国家纷纷由被迫现代化转向自觉地追求现代化。东、西两种制度竞争之胜负,在二十世纪末也已见出分晓之后,发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正在越来越成为整个人类的共识,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已经降临,全球化代替了殖民化。只要不抱偏见地面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事实,就会承认:全球化就是基本的经济、政治、科技之制度的西化。至于文化的多元化,也只能在自由秩序之中才有真正的可能。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的感召下或挤压下,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极端化,不过是极少数专制主义国家和政教合一国家在临终前的回光返照而已。特别是在中国,64大屠杀之后,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泛滥,与官方对自由化的镇压、对和平演变的拒绝、对西方国家的妖魔化相互激荡,形成了极端的政治保守主义。
 
和平演变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被某些政权视之为洪水猛兽?莫非这是发达国家为落伍国家设下的陷阱?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和平地向现代化演变,而只有极少数国家拒绝和平演变?无论是那些全封闭的伊斯兰国家,还是中国这样在经济上有限开放而在政治上依然封闭的一党专制的国家,他们反对和平演变,说穿了,无非是专制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利益。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中国执政者不是也经常把“和平与发展”挂在嘴边,说这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吗?
 
由于基督教乃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传统,现代化又发源和成型于西方,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乃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自身传统中自发生长出来的,乃“后发外力压迫型”和“移植型”的被迫现代化,故而学着韦伯的方法论,企图从儒道传统中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无异于西施效颦,盲目照抄。看看韦伯论述中国传统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其结论与新儒家恰恰相反:韦伯通过对基督教和儒道教之间的根本差异的精当分析,认为正是儒道精神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华裔学者黄仁宇,在其中国大历史系列的论述中,运用了韦伯提出的“数目字管理”概念,从文化传统的遗传上阐述了中国无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因。
 
二、韦伯与马克思之现代化的对比
 
马克斯·韦伯是与卡尔·马克思齐名的社会学家。但是二者的社会学却完全不同。从哲学背景上看,马克思仍然沉溺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而韦伯则是现代哲学的非形而上学化的产物。他的著作没有马克思的那种爱憎分明的道义激情和预言家的自信,却具有力透纸背的理性征服力量。他把社会当作类似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对象,他的社会学就是一个实验室,他要在自己的审慎假设的引导下,经过耐心细致的反复试验,做出纯粹的理论发现,提供一种理想类型的理论模式或参照系,在解释现实的同时又批判性地改进现实。
 
而马克思的理论,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对于现实的批判还是解释,更多是诉诸人的道德激情,而缺乏理性说服力。我在15岁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就曾经被他的激情和才华所打动。但是,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革命激情过后,他的理论在整体上已经被历史经验所证伪。马克思说:过去的哲学家只在于怎样解释世界,而关键则在于改造世界!但是,按照他的理论对世界进行的革命改造,企图建立人间天堂的实践造就的恰恰是人间地狱。
 
好的理论都有自身的理想标准或方法论模式,如同品质优秀的文化都有超世俗的绝对尺度(神、上帝)一样。它们不是现实的亦步亦趋的描述者、解释者和救世主,而是以自身的提问重新整理经验并赋予现实以新的意义和新的方向。同时,韦伯又对这种实验室式的理想类型保持着高度的自我警醒,划出它的界限,以防止越界的滥用。而这正是康德哲学为现代人所开辟的思维道路。理论就是理论,它相对于现实是超然的中立的,不被世俗的功利需要所左右的,它绝不能追求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的工具)来统治现实。
 
韦伯的社会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具有完全排他的封闭的理想性,只制定一种必然规律作为类神的绝对命令,只确定一个阶级作为上帝的选民,只指出一条道路并只通过一种手段作为通向世俗天堂的必由之路……这种绝对化唯一化的理论很容易转化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这样的理论就是为极权者说服民众准备的。
 
越是完美的唯一理想就越可能导致人间地狱。正如波谱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言:“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我把这种态度称为浪漫主义。它也许在过去或在未来之中寻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许竭力鼓吹‘回归自然’或‘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韦伯的社会学具有谦逊的自省的内在潜质,很难象马克思主义那样被现实的极权政治作为意识形态工具而利用。
 
韦伯是方法论上的理想主义者(价值中立显然是一种可与而不苛求的学术方法),马克思则是本体论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既阐述了现代化的合理性,又对现代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省,但是两者的阐述和批判却具有实质性的区别:
 
──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方法论是开放的、尝试性的、非终极的、可以反驳的和证伪的,而马克思的理想乌托邦则恰恰相反,是封闭的、终极的、不可反驳的,甚至就是自以为一锤定音的;韦伯把现代化理解为一个自我调节的无限的演变过程,是一个理性化、世俗化、祛魅化的过程,而马克思则为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终极目标,把宗教的神秘天堂世俗化为人间乌托邦或地上天堂──共产主义社会;
 
──韦伯理解的社会发展动力是多元的综合的,他特别强调宗教及其伦理等精神性传统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而马克思则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单纯的物质力量──经济及其生产力的进步;韦伯认为社会的发展是自发演进的,传统的作用非常巨大,并没有某一个群体或个人能够在道德上和理性上完美无缺而成为社会的救世主,而马克思则强阶级斗争以及与一切传统的彻底决裂,拣选了一个无产阶级作为在道德上凌驾驭其他群体的救世阶级,拣选一个政党(共产党)作为领导一切的救世精英;
 
──韦伯在强调理性化以及科学技术对现代化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对理性和科学技术的界限和负面作用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即现代化作为一个理性化世俗化的进程,很容易演变为技术一体化和精神平庸化的单面社会。而马克思则无条件地肯定科学技术化和理性化,并宣称自己的理论就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和唯一科学的解释,恩格斯后来乾脆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批判了商品拜物教的同时,成为了科学拜物教的忠诚信徒。而韦伯则是批判理性化技术化即科学宗教化的先觉者,他关于现代经济类型和统治类型的理论,已经作为经典命题进入现代人对现代化的批判性解读之中。
 
看来,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保持足够的自省意识、界线意识和批判意识,是至为关键的。而狂妄,无论是知识上道德上还是权力上的狂妄,也无论这种狂妄曾经多么不可一世,它终将遭到天谴人弃。
 
三、三种统治类型:合法型、魅力型和传统型
 
合法型统治:具有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以及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地被授权进行统治的。合理型统治是法治政治,统治者的权力由法律制度所赋予,服从统治者实际上是服从法律。法律明确规定了统治权力的界限。最纯粹的合理型统治是借助于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统治。公共职务和私人事务有着明确的界限和区分。这种统治是形式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没有个人之间的效忠──非人格化的统治。韦伯说:“这种统治没有憎恨和激情,因此也没有‘爱’和‘狂热’,处于一般的义务概念的压力下;‘不因人而异’,形式上对‘人人’都一样。也就是说,理想的官员根据其职务管辖着处于相同实际地位中的每一个有关人员。”
 
但是,如果一种合理型统治只是建立在“目的─工具的合理性”(功利)之上,而没有深层的“价值合理性”的支撑,是无法长久而稳定地存在的。形式主义的合理统治必须有合法性上的正当的道义来源,或者说,支撑法治化的技术性的官僚统治的合法性必须具有道义上的正当理由。任何统治,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道义之源,终将沦为暴力和谎言的强制统治,一种以专门制造恐怖为职业的暴力,配备着一种专门以制造谎言为职业的意识形态。用谎言掩饰暴力,用暴力支撑谎言,为人性之恶的尽情发挥提供无限的可能──普遍恐怖造就的普遍无耻是这类统治的基本特征。
 
在西方,支撑着合理型统治的超越世俗功利的道义来源,就是由上帝法或神法演化而来的自然法──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演化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生而自由平等乃是上帝所赐的先天权利,有着远比世俗利益更神圣的来源。在神权统治的中世纪,罗马法典已经具备了合理型统治的形式主义特征,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已经在神学中注入了法律的理性形式主义。文艺复兴之后,自然法逐步由思想启蒙演化为社会实践,具体运用于社会制度的建构,于是就有了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宪政。最典型的合理性统治是现代的立宪民主制度,其深层的价值合法性支撑乃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中,上帝一直作为政权合法性之道义的终极来源在场,英国的《大宪章》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作为英美宪政的经典文献,就是神对世俗社会发出的声音。
 
魅力型统治的性质:建立在献身于一个非凡的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英雄气概、或楷模样板之上。对这种个人魅力型统治来说,魅力型人物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本身一定具有神圣的性质,他的个人历史一定充满了神话般的传奇性和神秘性。换言之,这是一种神的人格化或人被神化的统治。统治者被视为超自然或超人的准神灵,或被视为非凡的无人能够企及的无所不能者,或被视为受神灵差遣的神在人间的代理人。他首先是作为道义人格的典范,其次是作为智慧上无所不知和能力上无往而不胜的完人或超人,他具有能够洞悉一切、战胜一切的品质和力量以及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绝对权力。但是,首先不是由于他真的具有这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力量和完美的品质,才使他具有了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绝对权力,而常常是由于他首先具有了绝对权力。换言之,是绝对权力赋予了他以绝对的人格和统治力,而不是相反。
 
所以,魅力型统治的关键在于追随者们的自发承认和盲目崇拜,或曰造神运动。这种承认和崇拜往往是由非凡的严峻考验──具有传奇色彩或奇迹性质──所保障的。韦伯说:“然而,承认(在先天魅力的情况下)不是合法性的原因,而是依据使命和实际考验被召唤承认这种品质的人的义务。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承认是一种产生于激情或者困顿和希望的信仰上的、纯个人的献身精神。”或者说:“与预言家相适应的是信徒,与好战的王侯相适应的是扈从,与领袖相适应的从根本上说是亲信。”(P270-271)
 
魅力型统治把统治者个人作为整体的象征和代表,他是正义事业的代表、真理的化身、祖国的代名词甚或就是人类的大救星。总之,他具有所有高尚的品质、无人企及的勇气和似神的智慧,没有他克服不了的阻碍和完成不了的事业。这类统治的崩溃大都发生于领袖的失败,特别是继承人的失败时期。韦伯说:“魅力是一种类似天职、使命的启示,与经济无关。”这是一种非常规政权,因为它拒绝卷入任何平凡的日常生活,它具有超常规的行为方式(如希特勒的纳粹化运动,前苏联的集体化和大清洗,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等等),所有极权统治包括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都是典型的魅力型统治。韦伯说:“在受传统束缚的时代,魅力是巨大的革命力量。这种革命与理性革命不同。理性革命是通过改变生活环境和生活问题,也同时改变其态度的外在力量。而魅力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改造。改造产生于困顿或者热情,针对一切具体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整个世间的态度。它要求激进的彻底姿态,从改造人的灵魂入手,达到改造整个世界。”
 
在西方,《圣经》中记述的一些先知(如摩西)是魅力型的。中国政治的传统与现实是在传统型与魅力型之间摇摆。而在二十世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是典型的个人魅力型统治。二十世纪的再造共产主义新人的实验运动皆属于魅力型革命,苏联的共产主义义务劳动运动、希特勒的种族纯洁运动和中国的文革是最典型的魅力型统治方式──即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再造新人运动。西藏传至今天的转世制度也属于这种类型。Dalai已经声明他本人是最后一届政教合一的魅力型领袖,如果他能够返回西藏,他将对西藏制度进行政教分离的改革,转世灵童只作为宗教的精神领袖,而政府首脑则通过民选,建立一个世俗化的政府。不知道Dalai这种现代的开明的设想能不能在他告别人世前实现。但愿能!如能实现,不仅是藏人的、也是汉人的福祉。
 
传统型统治的性质:建立在一般地相信历史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韦伯说:传统型统治的“统治者(或者若干统治者)是依照传统遗传下来的规则确定的,对他们的服从是由于传统赋予他们的固有尊严。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种统治团体首先是一个由教育共性决定的恭顺的团体。统治者不是‘上司’,而是个人的主子。他们的行政管理班子不是由‘官员’组成的,而是由他个人的‘仆从’组成;被统治者不是团体的‘成员’,而是或者1、‘传统的同志’,或者2、‘仆从’。决定行政管理的班子和主子之间的关系的,不是事务上的职务职责,而是奴仆的个人忠诚”。
 
传统型统治往往是魅力型统治的延续,当魅力型的第一代统治者死亡之后,他的继承者的统治合法性一般是靠魅力型领袖开创的传统。魅力型统治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时期,一个新王朝的延续依靠的就是开创者制定的法典或规矩。魅力型统治者是非常时期的产物,他可以破坏前朝的传统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新王朝的开国皇帝──从刘邦到毛泽东──皆是所谓乱世中崛起的枭雄。每一个乱世枭雄最终坐上最高的权力宝座,都是以破坏所谓“祖宗的法典”为前提的。即便是父子兄弟之间的血缘亲情,也无法约束野心家谋求最高权力的无所不用其极,也柔化不了其铁石心肠。唐太宗李世民的登基为皇,就是最典型的破坏传统制度的乱世枭雄的行为,他的无所不用其极和铁石心肠,可以谋杀亲兄弟和以剑逼父皇退位。实际上,在中国,如果说,由“三皇五帝”法统和“儒术”道统构成的所谓传统是正规制度的话,那么,破坏“祖宗法典”的篡权就是另一种有着决不次于正规传统力量的非正规传统,几乎每一次王朝更替依靠的都是非正规传统,几乎每一个王朝内的代际之间的权力更替也都有阴谋诡计得逞之时──频繁的宫廷政变的成功。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女人统治──武则天和慈禧太后──就是最典型的非正规传统。邓小平对华国锋的胜利也是宫廷政变的产物──魅力型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被废黜,而被领袖打入冷宫的逆臣篡权成功。
 
韦伯的理论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却对未来的大半个世纪的人类命运和社会制度变迁做了准确的预言。魅力型统治的黄金时代常常是第一代统治的创立者时期,一旦创立者的存在发生危机,不得不进入权力交替时期,其统治也将面临危机。危机的结果,要么是改朝换代,要么是魅力的平凡化,也就是“祛魅”。尽管魅力型统治创立了种种解决权力交替危机的方法(如重新寻找魅力型领袖──通过神的默示、神喻、抓阄等;领袖在生前指定接班人,或通过具有魅力资格的行政班子指定接班人),但是权力交替的危机永远不会消除。在当代中国,第一代魅力领袖的权力交替是失败的,领袖所指定的接班人要么被领袖亲手打倒,要么在领袖死后很快就被逐出政坛。而祛魅后的第二代的权力交替则是成功的,其成功就在于领袖在生前早已有计划地选定了接班人,并能够以领袖仍然具有的权威帮助接班人完成过度期,等领袖撒手人寰之后,政局已经稳定。
 
魅力型一般只能有一代,交替后的魅力统治肯定趋向于平凡化。因为魅力只能来自乱世之中的群雄逐鹿,来自经历严峻考验所唤起的崇敬和忠诚,除非其统治又遇到了新的大危机,才可能再出现新的魅力型领袖。社会危机是产生魅力型领袖最好的土壤,如先秦的战国乱世造就了秦始皇,秦二世时期的农民起义之乱世造就了刘邦,隋末的乱世造就了唐太宗等等……再如二战时期的希特勒、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以及中国革命中的毛泽东。特别是用韦伯的社会学来关照中国的政治现实,的确给人以清晰的图象。
 
四、世俗化中的宗教
 
读着韦伯的书,忽然就走了神,看见妻子寄给我的梦幻,时而黑糊糊的一片,时而白茫茫的一片,刺耳的电话铃中她突然惊醒,周围却安静极了。窗外的风声如同一只猫在哭泣,那根针留在她的身体里,冰块正一点点地被针尖融化。她的胃里肯定有无数只小动物。阳台上有一株会恶作剧的植物,微笑并流泪。一个健壮的男人被她锁在抽屉里,他是凶手,是杀人犯。美丽的故事总是充满恐惧。在一堵残墙的拐角处,那盏昏暗的路灯下,有些夜晚是伤心的,如同雪花飘在没有冬天的季节里。
 
为了感谢这种突然的走神,感谢妻子的出现,就把我很喜欢的韦伯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一段话抄给她:“知识分子的拯救,总是一种解脱‘内心苦难’的拯救,因此,一方面,它比解脱外在苦难的拯救对生活更显陌生,另一方面,却更富有原则性的和系统性的性质;作为解脱外在苦难的拯救,适于不享受特权的阶层。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无穷无尽的决疑的途径,赋予生活方式以一种透彻的‘意向’,即与自身、与人、与宇宙结为一个‘统一体’。他们把‘世界’的构想作为一种‘意向’问题来实现。”
 
换言之,对于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在把神权社会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同时,也使宗教信仰内在化个人化,使宗教由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权力)转变为政教分离之后的单纯的精神支柱。韦伯对世界的几大宗教的特征的概括,是我所能见到的比较性文字中最准确的:“如果想对所谓的世界性宗教体现者和宣传者的阶层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概括,那么,这对儒教来说就是安排世间秩序的官僚,对印度教来说是安排世间秩序的术士,对佛教来说是周游世界的托钵僧,对伊斯兰教来说是征服世界的军人,对犹太教来说是旅行商人,对基督教来说是流浪的手工工匠,他们都不是其职业的或者物质的‘阶级利益’的代表,而是一种特别容易与其社会地位相结合的伦理或拯救教义的意识形态上的体现者。”(P576)
 
资本主义之所以发源于基督教文明,就在于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对它的全面浸透和改造。柏拉图主义与圣·奥古斯丁神学,亚里斯多德学说与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的结合,成为西方现代精神的重要思想及价值资源。反过来,基督教信仰又赋予了古希腊理性以超越性的终极支撑和神性光辉。几乎所有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无不在基督教的大背景下讨论哲学问题、从事艺术创作和发明科学原理。如果没有对神迹的追寻,但丁创作不出伟大的诗篇《神曲》;如果不是为教堂绘制大型壁画,未必就会出现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达芬奇等人成就的绘画的黄金时代;如果不是为了寻找创世的第一推动力,牛顿未必能够专心于力学并发现了古典物理学的三大定律。康德的理性和信仰的二律背反,为理性划出世俗化的界限,为信仰留下灵魂的地盘,从哲学上为政教分离的现代化提供了清晰的思想解说。“人是目的”乃康德哲学中最响亮的世俗化纲领,对神的信仰乃超功利的绝对道德律令是康德哲学中最终极的精神家园。
 
所以,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传人,韦伯不能不如此看重基督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他从比较的角度,深入研究各种文明的宗教,意在说明现代化得以产生的内在价值支撑。他与其说是想说明为什么偏偏是西方文明而非其它文明最先走向了现代化,不如说他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人性化的宗教信仰为人类提供的,不仅仅是灵魂的拯救,而且还是世俗的幸福。正如汉斯?昆在谈到耶稣的特性时所说:上帝的道成肉身证明了耶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
 
(1998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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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非基督徒的基督教读书笔记(2)

被上帝驯服的恺撒 被信仰征服的权力——狱中读书笔记
 
Liu Xiaobo
作者题记:如果说,古希腊精神是西方文明的头脑,那么,基督教信仰就是西方文明的心脏。没有头脑,西方就失去了创造力;没有心脏,西方就找不到道德方向。
 
一 两希精神与西方文明
 
谈及西方历史上,不能不谈“两希精神”(古希腊和古希伯莱)对塑造西方文明的关键作用。希伯莱精神为理性的西方注入了信仰的虔诚,克服了享乐主义的放纵和悲观主义的虚无,培育出西方人直面生命悲剧的乐观勇气和直面人性罪恶的谦卑忏悔。古希腊精神为信仰的西方注入了理性的清醒和普世精神,克服了犹太教的反智主义的愚昧和魔法主义的迷信,也克服犹太教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成就了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启示和真理、普世道义与民族特性之间的竞争与平衡、贯通与圆融。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基督教是罗马人战胜希腊人的产物,是罗马人在应对外来文化冲击过程中,将外来文明纳入自己传统的成功尝试。希伯莱的一神教不仅为西方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使它在一种多元的对立中向前发展。中世纪的人与神、肉与灵的绝对对立,一方面培养了西方人的苦难意识和谦卑精神,另一方面又培养了西方人的虔诚、献身、负责等精神。对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种纯粹的超越性追求,对上帝的忏悔中有一种绝对的忠诚。正是天堂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世的庸俗、邪恶、懦弱。借助于一个绝对超验的信仰参照系,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为人类提供了自省意识,人对自身的怀疑、批判甚至否定,成功地抑止了人对自身的确信和赞美所养成的狂妄。
 
尽管黑暗,但人类从来没有过中世纪神学中的那种虔诚和谦卑;尽管无情,但人对自身从来没有过中世纪精神中那种自揭伤疤的残酷。西方近、现代人所具有的职业精神、超越精神、忏悔精神和自我批判,大都来自“两希精神”。或者说,古希腊精神是通过基督教的改造后才传给后代的。虽然,从文艺复兴到尼采主义的风靡,西方人以古希腊精神来否定基督教文化,然而,二者已经熔铸成一体化的西方文明,渗入到西方文化的骨髓及其制度的血液之中。
 
西方人对超验上帝的如醉如痴的虔信,既有古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的注入,也不乏古希腊人的酒神精神之沉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普世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使之能够超越犹太教的狭隘性;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使基督教能够摆脱“反智主义”,避免基督教信仰陷于巫术迷信的泥潭。更重要的是,西方现代人的悲观主义对罪恶的勇敢正视和对苦难的深切体验,恰是来自教父时代的基督教的神学:“原罪”意识才是西方人的自省意识和忏悔精神的源头,也是现代的生命哲学和潜意识心理学的本体论源头。仅两点,基督教时代的精神、思想和制度,就值得人类永远珍惜。
 
如果说,古希腊精神是西方文明的头脑,那么,基督教信仰就是西方文明的心脏。没有头脑,西方就失去了创造力;没有心脏,西方就找不到道德方向。
 
二 罗马人对基督教的迫害
 
基督教信仰及其教义来自上帝对犹太人的默示——末日审判之日就是天国降临的秘密启示;基督教的教条和仪式来自耶稣个人的独特行迹和保罗等先知的布道福音;信徒的虔诚和赎罪观念来自耶稣殉难所带来的灵魂震撼,更来自信徒对圣子的复活及其永生的虔信——基督将降临且建立天国;基督教教会在西方的逐渐兴盛,承袭了罗马人的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然而,罗马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接受来自犹太民族的基督教的,而是在迫害犹太人同时迫害基督徒。
 
罗马人曾经疯狂迫害过犹太人,继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第一次洗劫圣城、焚毁圣殿、驱逐犹太人之后,公元70年和131年,罗马人两次大规模入侵犹太人的领地,再次焚毁重建的圣殿,两次共屠杀将近二百万犹太人。经过两次大劫难,侥幸活下来的犹太人,要么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要么先成为俘虏、之后成为奴隶。
 
由于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信仰团体,迫害犹太人的罗马人也必然同时迫害基督徒,基督教在西方的最初命运也极为悲惨。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上,基督徒被视为双重异教徒:既被犹太教正统视为异端,又被罗马人视为异教,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之死,就是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共谋:犹太人把耶稣出卖给罗马当局,罗马执政官在狂热的犹太教徒的纵容下,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之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基督徒的命运也像屡遭迫害犹太人一样,在持续的迫害中坚守信仰。基督徒对罗马迫害的反抗,也是来自犹太底层对罗马贵族的反抗。只不过,基督徒的反抗最终修成了正果,而几千年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次比一次凶残,犹太人的反抗大都无果而终,直到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达到凶残的极点。物极必反,遭遇过空前大屠杀的犹太人,二战后终于在美国的帮助下修成了独立建国的正果。
 
在当时的罗马,人们的信仰五花八门,罗马统治者对官方的正统宗教之外的其他信仰,并没有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而是在逼迫其宣誓效忠罗马统治的前提下予以宽容。所有信徒,无论你信仰什么,都要服从罗马规定:必须通过某种仪式——比如在皇帝的雕像前烧香料——来表示对罗马皇帝的效忠,而拒绝效忠者将被监禁、鞭打、放逐乃至处死。在当时各种宗教的信徒中,唯有犹太人和基督徒拒绝这类宣示效忠世俗皇帝的仪式,于是,二者同时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如同二十世纪的极权国家,无论你信仰什么,都要宣誓效忠执政党政权一样。比如,在中国,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皆有官方操控的教会组织,各级神职人员由中共任命,不但要拥护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所谓“正部级主教”、“局级和尚”、“处级阿訇”,此之谓也。而由罗马天主教会任命的中国区主教则被官方视为非法,地下家庭教会也屡遭中共打击。但基督教在中国的蓬勃发展绝非官方禁令所能压制住的。到目前为止,民间初步统计的基督徒已经高达七千万)。
 
从公元之初的罗马皇帝提庇留、尼禄、多米提安到后来的哈德良、康德茂、迪奥克里先,无论他们是昏君暴君还是明主仁君,但在基督徒眼中,他们都是暴君,因为他们对基督徒的迫害一以贯之。古罗马的知识精英也非常歧视基督教,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就认为:基督教是那些丧失理性的人们的怪诞信仰,充其量是另一个令人鄙夷的迷信崇拜,基督教的出现,为人类的可悲之处提供了又一例证。
 
古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尼禄(公元37-68),不但钉死了基督教的先知彼得和保罗及许多基督徒,而且发布命令:所有宣称基督徒者一律处死。
 
多米提安皇帝(公元51-96)颁布命令:把所有基督徒驱逐出罗马,不服从者死。
 
哈德良皇帝在罗马人眼中应该算是明君,但他曾血洗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聚居地,而且在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戮之后,还下令处决过多名基督徒。他下令用火烧死了德高望重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
 
被誉为品行高洁的哲学家帝王奥理略(公元121-180),也逮捕并用酷刑把基督教的领袖折磨致死。他还下令: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凡是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全部释放,而凡是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全部处死。当时,在里昂举行每年一度的庆祝会上,基督徒居然成为制造庆典高潮的活道具:基督徒犯人被带进竞技场内受审,当场表示改变信仰者被释放,而仍然坚持基督信仰的人统统被施以残暴的酷刑处死。而且,在对基督教的迫害中,受洗也是犯罪,数位基督教的主教因此而被处死或死于狱中,成千上百的基督徒被关入地牢,有的被砍头,有的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有的在节假日里抛给野兽吞食。
 
瓦莱里安皇帝的屠刀专门为基督教的领袖们准备,他先后处死过教皇西克斯图斯二世和他的四位辅祭,还砍了迦太基主教的头,把塔拉戈那的主教烧死。
 
开明的皇帝迪奥克里先,也在公元302年2月下令:没收基督徒及其教会的财产,禁止基督徒担任任何公职;拆毁所有基督教教堂,焚毁所有基督教书籍,解散所有基督教集会,一经发现集会就立即逮捕并处死。
 
在罗马人对基督教的迫害中,马克西米安皇帝最为凶残,在他迫害下,直接被砍头、被钉死、被乱棒打死的,已经算是死得不太痛苦的基督徒了,还有许多基督徒被施以各类酷刑后才处死。有的被用箭戳穿手指,有的被长时间倒吊起来,有的被挖出眼球,有的被熔化的铅灌进喉咙,有被四分五裂而死的。甚至把基督徒鞭打至皮开肉绽之后,把盐和醋撒在伤口上,然后把肉一块块割下来喂野兽。最残酷的处死方法,莫过于把基督徒绑在十字架上让饥饿的野兽厮咬致死。
 
有的皇帝把基督徒按在烧红的铁椅子上活活烤死,也有皇帝下令把基督徒被带入竞技场受审,不改变信仰者将当众被牛角顶死。
 
 
三 基督徒的殉道式反抗
 
作为宗教民族的犹太人是极为顽强的,他们执着地坚持自己的信仰,拒绝在基督教的洗礼中洗掉自身的民族性,他们勇于承担起压迫,甚至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和民族性而从容殉难。犹太人用以抵抗频繁的外来压力的勇气,并不仅仅来自强烈的宗教信仰,更来自他们对自己的良知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坚守。
 
罗马人把犹太人视为死不改悔的异教徒,因为犹太人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而对罗马人的暴力统治进行的反抗,从未停止过。
 
发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秉承了犹太人的不屈从传统,基督教本身就诞生于犹太人基于一神教信仰对罗马人的反抗之中。基督徒的反抗与犹太人反抗之间的不同在于:犹太人的反抗是武力为主而良知不服从为辅,而基督教反抗则以良知不从为主。自从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之后,这种社会底层对罗马贵族统治的反抗,便走上了徒手信仰对暴力镇压的殉道式反抗的道路。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所言:“在历史上,为争自由而战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犹太人那么不屈不饶的,也没有那么以寡敌众的。——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犹太人为重获自由而奋斗,常常失去很多人,但从未丧失他们的精神或希望。”(《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下)》,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714;以下简称《下》)这样的评价,自然也适用于早期基督徒对罗马人的反抗。
 
在《圣经·新约》的记载中,耶稣仅仅是带领目不识丁的一小队底层人马,向整个世界传播上帝的福音并为此殉难。耶稣殉难标志着因信称义,即由爱到义的完成。《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记载了耶稣关于献身于信仰的教诲:“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正是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成为基督教的象征——因为上帝爱人类,为人类的罪恶操心,最后献出自己的亲子,要将子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
 
耶稣殉难之后,基督教历史上最早的两位传道先知,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尼禄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暴君,他颁布过“凡发现基督徒全部处死”的命令。他在位时曾发生一场大伙,烧掉了罗马城的三分之二,舆论指责尼禄是纵火犯。他为了洗刷自己,就把纵火罪栽赃到基督徒身上,进而对基督教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
 
据记载,当保罗被囚禁在罗马之时,彼得也来到罗马并成为建立教会的主角,两人同在公元64年被尼禄钉死在十字架上,像耶稣一样为传播福音而殉道。后来,就在彼得殉教的地方建起了圣彼得大教堂,据说,教堂里珍藏着他的尸体。彼得留给基督徒的最著名箴言是:“不以恶报恶……最要紧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新约·彼得前书》)
 
保罗的殉教颇为曲折。保罗自称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犹太教徒又是基督徒,既是犹太人又是罗马公民,“保罗”是他的罗马名字,他的犹太名字叫“扫罗”。他深受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在他还是犹太教徒时,曾参与过铲除基督教新信仰的运动。他从犹太教大祭司那里得到授权,急赴大马色逮捕基督徒,但他快到大马色的时候,来自上天的奇光笼罩了他,为荣耀上帝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上天的闪光向保罗启示了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对保罗的质问是救主亲自来召唤自己的门徒,保罗从此皈依了基督。耶稣殉难于公元30年,保罗皈依于33年。皈依三年后,保罗在耶路撒冷与彼得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他把自己如何改信基督的经验告诉了彼得,彼得向他讲述了主耶稣的事迹和教训。之后,保罗开始了他的三次传道旅行。
 
保罗在公元47年开始第一次传道旅行,49年到耶路撒冷参加使徒会议,开始第二次传道旅行,从马其顿至哥林多,写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1年在迦流被控告,52年离开哥林多,经以佛所去叙利亚;53年开始第三次传道旅行,在以佛所住了三年;56年到哥林多过冬,写下哥林多前书和后书。57年写下罗马书,并于同年来到耶路撒冷,而这是他殉教的开始。
 
保罗来到耶稣撒冷后,受到那里的弟兄们的热情接待。当地的教会领袖劝保罗去圣殿行洁净礼,以此来证明他对律法的遵从,求得反对者的谅解。于是,保罗带着四个信徒进入圣殿。而来自亚西亚省的犹太人指责他污秽了圣殿,煽动一些人抓住他并准备杀掉他。恰好碰到一队罗马士兵来逮捕保罗,押送他到该撒利亚受审,罗马巡抚腓力斯把他拘押了两年。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他要求到罗马去上诉,被允许。他搭乘一艘商船去罗马,经历了14天海上风暴。据传说,在保罗的乞福和鼓舞之下,船上所有的人都平安地上岸。3个月后,保罗抵达罗马(约在公元61年),就是为了接受控告和尼禄王的审判。两年后的公元64年,他与许多基督徒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在保罗殉难的地方,同样建起了圣保罗纪念堂。
 
保罗在被囚禁期间,经历了许多痛苦不堪的折磨,但他用写信来调节自己,写出了四封著名的“狱中书信”。这些信件堪称经典之作,既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西方文学的经典,它们被保存下来,广为流传。其中有许多语录成为著名箴言,比如:“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特别是关于“爱”的布道尤为著名,比如:“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新约·加拉太书》。再如那段最著名的保罗箴言:“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语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种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赒济贫困,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新约·哥林多前书》)
 
可以说,耶稣教导的“爱敌人”、“毋以暴力抗恶”与保罗关于“爱”的布道,完整地凸现了基督教反抗的特质:以一种“极端的爱”来融化“极端的恨”——暴力。从宗教的角度讲,基督对同类的大爱的内在根据,不是人性本身的除恶扬善,更不是天生的恻隐之心,而是来自超人类的真神——上帝之爱。这种爱以信徒对上帝的无条件的爱为终极依据。在基督教中,耶稣之爱的根据是先验的超越的绝对的,因而不可有丝毫怀疑。因为人是“原罪之身”,无论多么善良的人和伟大的人,归根到底都是负罪之存在。
 
在基督教反抗罗马迫害的过程中,先是耶稣、之后是圣彼得和圣保罗,做出了殉教的榜样,开启了基督教徒的殉道历史:为坚守信仰而死,就是遵循为主而死的耶稣之道,不是耻辱而是荣耀。这种徒手反抗是一种极端的绝对的“不以暴力抗恶”——左脸被打,再送上右脸;其最鲜明的例证,不仅是耶稣等殉道者,也是每一大劫难后都有一部“福音书”诞生。比如,彼得和保罗殉难后,出现了一部名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书,它在《圣经?新约》中被称为“马可福音”,以复活的基督之福音和为主殉难的先知事迹,鼓励基督徒在严峻的考验中坚定信仰。再如,公元70年圣城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出现了“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关于圣城被毁的预言、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和给教徒的忠告。正是这些为苦难而作的“福音书”,构成的《新约》的主体文本。
 
公元二世纪最著名基督教主教德尔图良说:“基督徒们,即便在受刑将死时,仍会感谢基督。”“殉道者的鲜血乃福音的种子。”基督教也留下了著名的《殉道者行传》,其中记载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殉道故事。比如,公元203年,众多基督徒在迦太基被囚期间自愿殉道,其中有位年轻的母亲,拒绝其父亲恳求她改变信仰,而是自愿在竞技场中受审。她被一只公牛掀翻在地,持剑的斗士却不忍对她下手,是她主动引导那位怀有怜悯之心的斗士把剑刺向她的喉咙。
 
换言之,如何面对迫害及其死亡,在刀剑的威逼下,是还以硬性的刀剑?还是施以柔性的道义?恰是对信仰者是否虔诚的最大考验。耶稣的榜样所示范的态度是:无论遭遇怎样的暴力迫害,绝不对迫害者动刀剑,而只对迫害者坚定地说“不”,即便在左脸被打又送上右脸之时,仍然对施暴者坚定地说:“对不起,不!”并乞求主宽恕施暴者。
 
最初,你施以权力、金钱、美女的诱我改信吗?
 
“对不起,不!”
 
继而,你施以铁链、监狱和酷刑的威吓逼我改信吗?
 
仍然是“对不起,不!”
 
最后,穷途末路的你拿出终极的惩罚,施以十字架上的死亡威胁,耶稣的回答不是哀求、更不是愤怒,而还是“对不起,不!”
 
在每一次说“不”的同时,都要乞求主宽恕恶人,以爱、宽容和坚韧的柔性来克服恨、狭隘和坚硬的刚性。
 
这个“不”,既是拒绝,也是施与。拒绝一切暴力和仇恨,施予信仰的大爱和宽恕。
 
所以,那些为了信仰而殉道的教徒,不仅会得到上帝的眷顾,也会得到基督教的嘉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论及基督教兴盛的五大原因时,他强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信仰而殉难的激情。”他说:“基督教徒对这些殉教烈士出于感激之情的崇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胜利的取得,逐渐进而变成了宗教的崇拜;那些最出色的圣经和先知也都理所当然地同样享受到殉教者的殊荣。在圣彼得和圣保罗光荣死去150年后,梵蒂冈路和奥斯提亚路都因为有这些精神的坟墓、或更应说是有这些纪念物的存在,而远近闻名。”(《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635)
 
为信仰而死,不是死亡,而是殉道;殉道,不是基于煽动复仇,而是基于传播爱的福音。所以,为信仰而殉道:
 
不是死亡,而是复活;
 
不是奴役,而是自由;
 
不是受苦,而是享福;
 
不是终结,而是开端;
 
在这里,爱的福音作为神赐的力量,使基督教对死亡的解释突破了古希腊的“命运论”,凸现出一种爱对复仇、良知对暴力、自由对必然的超越。当古希腊哲学的“爱智慧”变成基督教信仰中的“爱上帝”,哲学中的理性真理就变成了信仰大爱,命运女神对生命的审判变成了上帝对人的俯身倾顾,尘世正义也就变成了上天恩典,人在得到上帝之爱的眷顾并在传播爱之福音中死去,是复活,更是灵魂自由。
 
十字架昭示了“爱”的两个维度,垂直的纵向维度,向上指向人对上帝的神圣之爱;平行的横向维度,向下指向人对人的世俗之爱。这种人间之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尊严,是在终极之爱中获得自由。这种来自终极之爱的尊严和自由,才是现代法治的超验源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所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之得以确立,并不在人的理性狂妄之中,也不在人对自身力量的绝对自信,而在人对超验价值的敬畏与谦卑,在人对上帝的绝对依赖。
 
尽管,人类本性中具有参与罪恶的先天性,但基督之爱是宽容的、无边的、绝对的(从爱邻人到爱敌人),不会遗弃任何人,并体恤所有人的软弱和龌龊。由此,基督便具有的人神双重性,道成肉身是神的成人,神的成人是人的成圣,人的成圣就是以短暂、有限之生命响应永恒、无限之召唤。在这里,人与上帝之间的定约,不是功利性契约而是信仰契约——人对上帝的绝对信任。神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是经验的历史的事实性联系而是超验的终极的精神性联系。惟其如此,人对上帝召唤的响应才会成就耶稣的奇迹,这奇迹才能昭示出尘世之人心向超越价值的无限可能性。
 
这种徒手信仰对暴力强权的反抗,在圣·奥古斯丁的神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他把耶稣殉难事件概括为“基督徒的良知权利”,进而与人的自由勾连起来,从神学的开启了非暴力的良知反抗的传统,对西方人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影响极为深远。从16世纪的新教改革之父路德到1848年美国作家梭罗,从印度圣雄甘地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从南非大主教图图到捷克的良心哈维尔……这些人类典范所践行的反抗暴政的良知原则,无一不带有耶稣殉难的色彩。
 
来自天父而又归于天父的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开端,也是终结”。耶稣完成了上帝之爱的道成肉身,为世人提供了因爱称义的榜样,使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变成了上帝之爱和自由权利之间的神秘关联:“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挾制。”(《新约·加拉太书》)正如H.J伯尔曼所言:“为美国宪法中的一系列权利条款奠定基础的,就主要不是启蒙学者们美妙的理论,而是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反抗罗马的勇敢实践,是十七世纪清教徒保卫其信仰和良心不受侵犯的无畏抗争。”(参见《法律与宗教》,伯尔曼著,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四 基督教的胜利
 
上帝的圣爱还只是一种启示或召唤,需要人的响应,耶稣殉难是开创性的最伟大的响应,以后的基督教史也是教徒的殉难史。正是在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殉道精神的激励下,遭遇种种残酷迫害的基督徒们,非但没有被世俗帝国的恐怖统治所降服,反而越发坚定了信仰,愈发蔑视世俗强权,不屈不饶地用信仰反抗暴力。一面是无数基督徒死于世俗统治的滥杀,一面是基督徒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内部组织及其秩序的逐渐完善。最终,手无寸铁的信仰者战胜了仰仗暴力的世俗统治者。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所言:“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出戏能比这伟大,这些少数的基督徒连遭数位皇帝压迫、轻蔑,不屈不饶地忍受所有的考验,默默地添加人数,当地人混乱时,他们却在内部建立起秩序,以言词对抗武力,以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恺撒与基督在斗技场上对势,胜利终属于基督。”(《下》P859)
 
对此,以赫赫武功而驰名世界的拿破仑也深有体会,他曾说过:“你知道世上最令我震惊的是什么吗?就是武力的无能……最终武力总是被思想征服。”(转引自《克里姆林宫的钟声》,‘美’杨菲力著,李永成等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年版P109)
 
在基督教徒对迫害的反抗和对信仰的坚守之中,公元2世纪中叶,《新约》正典形成;3世纪,基督教会得以蓬勃发展;公元261年,罗马皇帝加列努斯发布了第一个容忍基督徒的训令,承认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合法存在,下令全数归还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迫害与反迫害的拉锯战,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基督之爱终于征服了恺撒之剑,不仅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而且被君士坦丁大帝确立为国教。
 
在与统治意大利的马克森提乌斯的争权夺利中,统治高卢的君士坦丁之所以最终取得了胜利,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赢得了基督徒的效忠。据记载,君士坦丁转向基督教的契机颇具传奇色彩,公元312年10月27日,在罗马以北九英里外的地方,君士坦丁率领军队与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对阵。就在战火即将燃起之前的某天下午,君士坦丁突然看到一个发光的十字架悬在空中,上面用希腊文写着“胜利在这个标记中(en toutoi nika)。”第二天早晨,他又在梦中接到一个指令,让他在自己的士兵的盾牌上弄一个X标志,在标志中间用一条直线穿过并弯转到上面——这就是基督的记号。他起床之后,按照梦中标志做了一面旗帜(以后就成为后期罗马帝国的军旗),旗上织有Christ的第一个字母和一个十字,他就举着这面旗帜奔赴前线。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基督徒,当他挥舞这面基督标志的太阳旗时,作为军队统率的君士坦丁就与作为士兵的基督徒发生了共患难同生死的关系,军队的凝聚力和勇敢陡然剧增,他也自然赢得了那场战争,胜利地进入罗马,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公元325)在米兰会面,二人共商统治帝国的谋略。由于君士坦丁是在基督徒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权,所以,他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为了巩固各地基督徒对自己的支持。于是,君士坦丁颁布了让基督教永远感谢的《米兰赦令》。该赦令不仅重申了加列努斯训令对基督教的宽容,并将这宽容扩大到所有宗教;赦令还强制要求归还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
 
之后,为了稳固他与李锡尼的联盟,君士坦丁尽管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李锡尼,但双头统治不可能长远,二人很快再次陷于争权夺利之中。公元314年,君士坦丁率军击败李锡尼之后,除了色雷斯地区之外,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大都在君士坦丁的统治之下。李锡尼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基督徒对君士坦丁的支持,就在自己统治的亚洲和埃及恢复了对基督徒的迫害。他把基督徒赶出宫殿,逼迫士兵改信其他宗教,禁止人们参加基督教的礼拜,禁止任何在城内举行的基督教仪式,不服从的基督徒就将失去一切。
 
基督教的护卫者君士坦丁开始帮助东部的基督徒,为此他率领13万军队与李锡尼的16万军队展开决战,最后以君士坦丁的胜利而告终。李锡尼先受降并被赦免,之后又以阴谋叛国罪被处死。这次胜利使君士坦丁统一了罗马帝国,并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君士坦丁大帝。他召回了所有被李锡尼驱走的基督徒,归还了他们的权利和财产。对于基督教的以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宣布自己为基督徒,并要求他的臣民与他一起接受这一新信仰,基督教由此成为国教。在他任内,颁布了对基督教的日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命令:
 
1,给予基督教徒和教会的财产以合法地位,允许教徒和教会拥有土地、遗产继承权,并把殉教者的遗产全部留给基督教会。
 
2,制定成文法,赋予了各地的主教在各自的教区内独立进行审判的权力,使基督教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法律的审判团体,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教会法律的相对独立性。
 
3,命令把国内钱币上的异教徒头像全部除去,重刻上与任何宗教无关的图象和文字。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措施,等于首开政府在信仰上保持中立的先河。
 
4,在各地兴建巍峨堂皇的基督教教堂,仅仅闻名遐尔的教堂就有:罗马德拉特兰的圣约翰大教堂(St John Latern)和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耶路撒冷的复活大教堂(又称“圣墓大教堂”the Holy Sepulchre),伯利恒的圣诞大教堂(the Nativity)。他还建立了最初的基督教图书馆,让人编写第一部《教会史》。
 
5,君士坦丁在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也开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异端宗派的集会并焚毁其会堂。
 
6,在基督教发生内部的教派分裂之时,君士坦丁对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教会性的宗教会议,确立了基督教的统一信条,为日后的教会统一性奠定了信仰的和组织的最初基础。这次会议,共有318位各地的主教前来参加。因病未能亲自与会的教皇希尔维斯特一世(Silvester)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君士坦丁在会议上致词,呼吁基督教的团结和统一。最后,会议颁布了经君士坦丁认可的统一信条:“基督徒只信一神,全能之父,万物的创造者。耶稣基督,天父之子,乃天父所生而非所造,基督与天父同质。圣子是为拯救人类才来到人世,道成肉身而成为人,他受死,3天后复活、升天,将审判地上所有的活人和死人。”参加会议的318位主教中,只有两位拒绝签字。于是,两位主教和其他拒绝承认这一信条的教徒,不仅遭到教会诅咒,并被逐出罗马。之后,君士坦丁颁布了对基督教内部异端的禁令:凡是不符合这一信条的主张全是异端,异端的书籍一经发现必须焚毁,私藏者将被处死。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带领随从、工程人员和神职人员,在拜占庭港附近划出了大片土地以建新都。他招募了数千的工人和艺匠,修建行政大厦、宫殿、住宅、城墙、碉堡和豪华而巨大的竞技场;他从罗马上百个城市中征集众多著名雕刻品来装饰这座新都,广场和街道都饰以喷泉和柱廊,新都的规模只有旧都罗马可以媲美。他在解释之所以要建如此巨大的新都时说:我听命于上帝的意志,我将继续前进,直到先我而行的不可见的上帝停了下来。
 
公元330年5月11日,“新罗马城”被正式确立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后年年举行盛大庆典。从此,异教信仰和基督教异端被中止,以基督教为标志的延续千年的中古时代开始了。史学家对中古时代的基本共识是:这是东方精神逐渐击败西方武力的时代,也是基督教信仰逐渐统治西方人灵魂的时代。
 
但是,在政治上,君士坦丁恢复了绝对君权,他制定了以皇权为主导的君士坦丁宪章。该宪章赋予了皇帝以绝对权力,虽然,东西罗马城的两个元老院具有审议、立法和判决之权,但皇帝对元老院的所有决定都具有否决权。这样,元老院已经沦为皇帝的顾问委员会,高级官员的选任全部出自皇帝之手,皇帝的意志便是最高法律,他的任何行政命令都可以立法。而且,这位基督教皇帝为了显示皇权的神圣和威严,特地要获得教皇的加冕和拥戴,首开教皇加冕王位的传统。
 
公元337年前夕五旬节,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有人说给他洗礼的是一位牧师,也有人说为他浇圣水的是希尔维斯特主教。受洗后不久,他便安详地去世。据说,他之所以特意安排在临终前受洗,是希望洗尽自己一生的罪恶和污秽。这位享年64岁、在位30年的伟大帝王的安葬仪式的最庄严之处,不在其奢华巨大的排场,而在于所选定的地点:仪式在君士坦丁堡的十二使徒纪念碑旁举行,该纪念碑建在城内最高山上的使徒教堂内。如此安葬,暗示着罗马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就是耶稣的第十三位使徒,在宗教上享有与十二使徒并驾齐驱的崇高地位。
 
从此以后,在罗马教廷看来,古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只有两位,一位是将古罗马推向鼎盛期的奥古斯都大帝,另一位就是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了。然而,基督教的胜利借助于君士坦丁大帝的庇护,也就必然使基督教的发展一直处在世俗王权的阴影之下,在漫长的王权和教权之间的争斗中,也大都是王权占上风。所以,得胜的基督教并没有取得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真正独立。直到十一世纪的教皇改革之后,基督教才真正取得了制度化的独立。
 
君士坦丁死后,他所建立的东西两都为帝国埋下了分裂的隐患,随着日耳曼人、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萨克逊人等蛮族的相继入侵,罗马城及整个意大利遭到了大洗劫,罗马城五度被蛮族占领,三次被围攻,及至查士丁尼皇帝(公元482-565)赶走了蛮族之后,这座一度曾经有过上百万人口的最伟大城市,只剩下40万人,其中的一半人要靠教会的赈济才能活下来。米兰城曾经被蛮族毁灭,居民全部被屠杀。蛮族入侵者把罗马城的几百个雕像融化后用于制造武器。元老们大都死于战火,贵族政治失去了依托。
 
尽管,查士丁尼皇帝在赶走蛮族之后,企图统一已经陷于分离的罗马帝国,为此不惜向教皇妥协,以达成东西教会的统一,将主要异端派别纳入统一的信仰帝国。然而,西罗马教会拒绝了查士丁尼,东西帝国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昔日的帝国行省也得到了更大的自治权力,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种子随之萌生。
 
东西两帝国的基督教之命运的不同在于:西罗马帝国逐渐开始了政教分离的过程,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划分了“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之间的绝对对立,阐发了宗教效忠高于世俗效忠的良知原则,并对尘世权力作出前所未有的贬损:再伟大的君主仍然是罪恶之人,再好的尘世秩序也不过是“盗亦有道”。所以,他的神学为政教分离奠定了系统的观念基础,也成为西罗马基督教的主导性神学。经过几百年的奋斗,教会争取独立于世俗王权的不懈奋斗,终于在11世纪结出了教会独立的制度果实,并演变出社会结构上的宗教与世俗的二元化,进而形成了政治制度上的自由宪政。
 
而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始终奉行政教合一,以优西比乌斯为代表的东方基督教神学与以圣。奥古斯丁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神学完全不同。在东方基督教的规范教义中,没有“双城”之间的绝对差别,也没有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之间的分离,而只有政教合一的神学:人间如同天堂,皇帝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言人,皇权的世俗统治就是再现上帝的天上统治。所以,西方基督徒把拜占庭模式称为:“凯撒式的教皇统治。”也就是说,在东罗马帝国,凯撒这个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教皇、主教和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东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教合一传统及其绝对君主专制很少有过松动,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征服和伊斯兰教的兴起,进一步巩固了东方世界的政教合一的传统,而且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延续至今。
 
尽管,从君士坦丁到查士丁尼,拜占庭帝国也有过局部的辉煌,商贸通道远达中国和印度,亚历山大城、雅典、君士坦丁堡的科学、哲学、教育也一度兴盛,特别是在艺术上的成就,留下了著名的“拜占庭风格”。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延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内,东方基督徒包括希腊人、叙利亚人、科普特人、亚美尼亚人……在5-6世纪期间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分立教派,希腊语主宰拜占庭教会。从9世纪开始,东方基督教的扩张主要在斯拉夫人地区,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并形成以基辅为中心的东正教。与此同时,政治停滞、官场腐败、民权萎缩,由继承权之争引发的太监阴谋和宫廷政变……便成为帝国为绝对权力付出的必然代价。1024-1264年,拜占庭曾被十字军占领,1453年5月29日被土耳其人攻陷,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被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所取代。
 
 
五 基督教的普世性——爱人类高于爱祖国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从一种底层的、地方的、犹太人的宗教逐渐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上层和城市,并最终变成一种无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也无分高低贵贱的普世宗教,即由一种特选的宗教变成世界宗教,就在于基督教经历过一个“非犹太化”的过程。基督教保留了犹太教的一神教和绝对虔敬的传统,但又与犹太教有着鲜明的区别:
 
1,犹太教中,只有犹太人才配作上帝的选民,上帝也只属于犹太民族,获得神恩的机会只限于亚伯拉罕的后代。而在基督教中,整个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恩惠遍及世界,被普遍地赐给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自由人与奴隶,男人与女人。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圣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新约·加拉太书》)也就是确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普世性统一信仰及其教会。
 
2,上帝不是嫉妒、报复和怨恨的耶和华,而是十字架所昭示的道成肉身的基督之爱。在《旧约》中,复仇的上帝代表着正义,救主大都是统治者或征服者,是手握权力的君王,是政教合一的化身(比如,摩西和所罗门),而在《新约》中,爱的上帝才是正义的化身,救主是徒手的先知,是无权无势的殉道者,仅仅是信仰的化身,只靠传播福音来征服人的灵魂(比如《新约》中的耶稣、彼得、保罗、约翰等)。所以,基督教西方才会逐渐走向政教分离的二元社会。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 公元1225-1274)在论及基督教的道德戒律时指出:第一戒律是关于人与神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第二戒律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要爱人如爱己”。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1910年9月7日致印度圣雄甘地的信中说:“爱,即人类灵魂向着合一的驱动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彼此顺服的行为,代表着最高也是唯一的人生律法,这是每个人都从他(她)的心灵深处知道并感觉到的(我们在儿童身上尤其清楚的看到这点),也是他(她)在介入人类思想的谎言系统前所明白的。这律法为所有(印度人的,中国人的,犹太人的,希腊人的和罗马人的)哲学所宣扬着。我认为这爱的律法在基督那得到最清楚的宣扬,……基督教国家和所有其它国家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加清楚而确定地给出爱的律法,而基督教的追随者严肃地认同这一律法。”
 
3,在《旧约》中,上帝造人和万物,而人的类始祖却偷吃了禁果,触犯了上帝,被天父判定为人的原罪,并被逐出伊甸园。上帝的震怒,甚至到了要毁灭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强烈程度,决定用洪水毁灭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只给人类留下一叶方舟和极为有限的生灵,也就是为人类保留了向善的种子。这些种子登上唯一的救生工具诺亚方舟之后,洪水便自天而降,一连下了40个昼夜。自“诺亚方舟”的漂泊开始,人类便走上了无尽头的尘世的苦难历程。同时,上帝对人类的考验也极为残忍,让亚伯拉罕献出亲子来证明其对救主的信赖。而在《新约》中,上帝非但没有惩罚罪恶累累的人类,反而献出自己的亲子来承担尘世苦难,也为人类赎罪。所以,“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新约·约翰福音》)
 
如果说,《圣经·旧约》中的上帝,主要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和“复仇的上帝”的话,那么,耶稣和其他先知对犹太经典《圣经·旧约》做了创造性的全新诠释,主要由记载耶稣的形迹和布道的四大福音书构成的《新约》中的上帝,就是超越任何单一民族的“普世上帝”,也就是“爱与宽容的上帝”。上帝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个皇帝的神,其福祗也绝不只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或某一特殊的人群,上帝是全人类的神祗,天父之光普照大地,耶稣之爱惠及所有人,从不会遗忘任何一个角落,也不会遗弃任何一个子民,哪怕是低贱者、病患者、残疾者、罪者、妓女、污吏……所以,在基督徒看来,罗马人只有狭隘“爱国心”,而没有宽广的“爱人类之心”;罗马人的信仰仅仅是世俗国家的统治结构及其仪式的组成部分,其最高道德标准不是敬畏普世性上帝,而只是效忠皇帝及其帝国。基督徒之爱却超越了任何国家或民族之爱,是一种普遍的由“爱上帝到爱人类之心”。基督教是与国家政治相分离且超越世俗社会的普世宗教,基督徒的效忠和虔敬只属于上帝及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不属于任何统治国家的“恺撒”。罗马的世俗统治对基督徒的迫害,不是因为争夺有形财富,而是为了获得基督徒对王权的效忠;而基督徒对罗马人的反抗,更不是为了财产等世俗利益,而是为坚守自己的信仰,也就是信仰高于世俗的权力、财产、理性的效忠原则。于是,当基督徒宁死也坚持自己的第一效忠对象——天上之父而非地上之君——的时候,超验信仰对世俗权力的抗衡就已经开始。在基督徒看来,其他异教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世俗国家之上的,而基督教信仰则建立在纯粹的宗教之上。
 
4,西方基督教的这种垂顾底层的普世精神,只讲信仰而不讲贫富、国籍和种族,也被传教士带入了中国。在此,请读者原谅我插入一断关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简短评述,意在使国人更容易了解基督教的草根性和普世性。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从底层开始,中国教民的主体自然是底层民众。据记载,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是广东肇庆人,此人因全身长满癞疮而被家人抛弃,早期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发现此人时,他正挣扎在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中。罗神父把他带回住所,治疗数月,终于复原。神父救人的善心感化了此人,使他成为中国的第一基督徒。以后,皈依基督信仰的国人大都是底层民众,农村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贫苦农民,城镇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被官方和士绅贬为游民的小手工业者,如挑夫、园丁、木匠、剃头匠、学徒,还有就是那些鳏寡孤独,无怪乎当时的福建将军英桂说:“各省入教者,大率无识乡愚。”李鸿章更认为:“教士专于引诱无赖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逃捕。”(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P508、516)
 
两位满清高官对教民的鉴定,起码从四个角度反映了早期中国教民的特点:
 
满清权贵对基督教的仇视和对教民的鄙视。
 
B,教民主要由贫困、弱势、愚昧、孤独的人和无赖、不法之徒构成。
 
入教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物质功利的需求,而不是基于灵魂救赎的信仰。所以,李鸿章指出的“三利”大致不错。比如,先入教的教民劝说同村人入教的理由是:“入了教就可以增寿添福,所有地粮只纳正银,不必再完耗银,一切差徭可以全免,打死人命也不抵偿,犯了寻常的罪并一切官司,县官不能传问,就可内府提审,入教的人坐着对质,不入教的人跪着听审。”(《谣言与近代教案》,苏萍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P150-151)当然,利用教民身份作恶事的人也不在少数,霸田夺财、强卖强卖、欺男霸女、欠债不还、抢劫强奸……最具破坏性的中国教民之恶行,当数“太平天国”的揭竿而起,历时十年之久的征战,蹂躏了半个中国。
 
D,基督教在中国的吸引力,是慈悲情怀和强大实力相结合的结果:为了传播福音,传教士们既有善心、钱财和技术赈济贫困、治病救人、收养孤儿、开办学校,又有来自西方列强的母国背景来对抗官府、伸张正义和保护弱者。于是,在“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当时中国,传教士成为弱势群体的保护者,教会成为底层民众逃避官府迫害的庇护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知识精英非常排斥基督教,20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现代中国的“非基运动”,其主体大都是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共掌权以来,以暴力专政为后盾,以思想改造为手段,用人格神毛泽东代替上帝及先知,对国人的灵魂进行强制性的无神论改造。当代中国的基督徒,要么作为独裁政权的傀儡工具,要么被无神论的中共政权所压制所迫害。改革以来,中共的无神论意识形态逐渐破产,而民间教会及其教徒却自发成长,尽管中共对民间宗教仍然进行压制,但遍布全国各地的民间家庭教会和民间教徒的殉道精神,已经使中共政权的操控和镇压感到力不从心。
 
众所周知,天主教是以梵蒂冈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只有信仰而无有国界是其主要信念之一。中共政权居然狂妄到在“天主教”前加上“爱国”的定性,这本身就有违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无异于亵渎上帝。
 
正是这种普世信仰催生出统一的普世教会,也只有这样的具有世界统一性的教会组织,才具有抗衡世俗国家权力的力量,政教分离才有可能从教义变成现实,也才能从信徒的良知反抗演变出制度化抗衡。虽然,西方政教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化,要等到中世纪的十一世纪格利高里七世的宗教革命才开始形成,但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基督徒基于信仰至上的理由对罗马世俗统治的持续反抗,早已自发地开启了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分离过程。
 
结语:信仰征服的伟大意义
 
罗马法学家耶林曾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灭亡,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见《罗马法的精神》)
 
然而,在我这个生活于无神论传统国度里的人看来,信仰的征服与法律的征服一样长久,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征服,西方的法治传统决不会是今天的模样,西方社会也很难生长出作为主流文明的自由宪政。而且,基督教早已越过西方的疆界而向整个世界迅速传播。在世界五大洲中,欧洲是基督教的传播之源,美洲以及大洋州早在殖民时代就是基督教的福地(北美以新教为主,南美以天主教为主),信仰基督教的非洲人和亚洲人也逐年增加。在亚洲人口最多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得到了空前迅猛的传播,甚至基督教最重要节日“圣诞节”,也正在变成中国年轻人们最青睐的节日。
 
回头再说耶林的三大征服。
 
武力征服,主要是从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将自己的统治扩张到希腊和北非。公元前201年-146年(与秦帝国的建立在同一时段),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希腊的同时,也被希腊文化所征服,开启了古罗马的“希腊化时代”。有人甚至说,希腊化是罗马精神达到的第一个高峰。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也曾抗拒过希腊文化,驱逐过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家,禁止上演希腊式的讽刺喜剧,执政官加图也曾立志向希腊影响及腐败宣战,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来自古希腊的新神祗、无与伦比的哲学智慧和伟大的文学艺术,为这个野蛮的部落式共和国带来了文明。
 
法律征服,主要发生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和高度统一之时,古罗马的体制和法律随着恺撒之剑而传播,殖民地的政制和法律大都是对古罗马制度的移植。尽管,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有过事实上的单一君主制时代(如奥古斯都大帝时代),但罗马制度架构在整体上绝非中国式的单一皇权专制,而是一种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相混合的共和政体,古罗马共和国的诸多制度一直存在着发展着,最终形成了雏形的三权政体:执政官代表君权,元老院代表贵族权力,平民会议及保民官代表民主权力。此外,古罗马在不同的时期还为西方贡献了十二铜表法、有限选举、监察制度、关于财产权的法律……等等,以罗马法为标志的制度遗产,就是混合共和制度的产儿,它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演进起到过非常正面的作用。罗马法是近、现代西方法律的古代蓝本,为西方带来了“宪政法治”秩序。
 
信仰征服,始于基督教的创建,为西方带来了精神革命。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正是血腥战乱、征服世界和胜利后的道德堕落,为后来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崛起准备了精神土壤。所以,古希腊后期所产生的悲观主义,也在其征服者身上找到了用武之地,悲观主义在帝国内像瘟疫一样流行。恰在此时,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希伯莱《圣经》的结合,向陷于苦难深渊的罗马人提供着灵魂的安慰。特别是,以《新约》为代表的基督教对人世的苦难和罪恶的神学解释,渗入罗马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细节之中。
 
信仰征服的首要意义在于:
 
首先,促成了西方社会的二元结构。人们一面注视着世俗强权的威力,那是肆无忌惮的征服、阴谋、冒险和享乐,一面仰望着神圣十字架上的鲜血,那是基督教所宣扬的没有尽头的苦难、禁欲、忏悔和赎罪。尘世的王权及其肉欲享乐与神界的神权及其灵魂苦行,共同构成了一个颇具张力的二元世界:在思想上是理性真理和信仰启示之间的较量,在现实中是世俗王权与教会神权之间的争权夺利。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及权力格局的出现和形成,也就是恺撒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及其制衡,对基督教时代的西方、也对近现代西方的制度演进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
 
如果说,古希腊人的生活还是浪漫热恋中的冒险,以及对无常命运的悲剧性体验,那么,罗马人的生活颇似婚姻中的享乐,以及对世俗婚姻生活的日久生厌。所以,古希腊的神并不与人世对立,天堂是现世生活的继续,以宙斯为代表的诸神都有强烈的凡人欲望,都想享受俗世的幸福生活,甚至达到纵欲的程度。而接受了基督教的罗马人,他们的神与人世对立,上帝是看不到面容的神秘存在,天堂是对现世的彻底否定。人类为上帝所造,人类只能从自己的形象中猜测上帝。人类始祖犯有原罪,人世间充满了苦难和罪恶,上帝的拯救通过替代方式降临人世——献出了自己的亲子——殉难的耶稣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在绝望中找寻希望,在无助中得到依靠,在血光中祈祷和平,在有限中追随无限,在短暂中收获永恒,在束缚中见证自由,在死亡里成就复活……而这一切超验意义上的精神境界,全部来自耶稣的受难与复活:十字架上的大爱、虔信、公义和真理。
 
其次,基督教为西方法治传统提供了超验基础。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必须具有超越权宜之计的恒久信念和形式规则。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信仰便成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1,法律来自上帝的意志,乃基于爱并服务于公益的善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2,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3,在法律的技术层面,教会法的创立源于世俗的罗马法,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世俗法的发展和完善,两套法律的二元并存,固然免不了相互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但更重要的是相互的制衡、借鉴、滋养。(参见:《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二章,[美]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三,信仰征服的重要意义还在于维护西方世界的精神统一。在世俗意义上,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之间的武力冲突,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分裂(东西罗马的分裂),也是民族国家走向独立的开始;但在属灵意义上,拜占庭帝国对西罗马的挑战和威胁,促成了西方世界的精神团结,造就了西罗马天主教的梵蒂冈权威。教权之下的统一信仰及统一教会,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统一罗马帝国。换言之,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尽管,近代以来,欧洲各地纷纷脱离罗马帝国,取得了独立民族国家的地位,但那只是世俗政权意义上的独立,而在属灵的信仰世界,教权对人的灵魂仍然具有无远弗界的控制力量。尽管,基督教在近代出现了内部分裂,宗教改革运动使基督教分裂为新教和天主教,但在面对西方之外的世界时,罗马教廷在宗教上仍然具有的统一性权威,代表着帝国式统一传统的延续。基督教的这种世界性的教权统一,直到今天仍然保留下来。
 
如果说,“条条大道通罗马”,只是在世俗国家的意义上象征着昔日的古罗马帝国,那么,“座座教堂通向梵蒂冈”,历经数代而不断,至今依然象征着天主教的世界性统一。正如英国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纽带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然而,梵蒂冈对世界各地天主教会及其信徒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因为,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超验的神圣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经验的俗世产物。
 
从基督教发展史的角度讲,普通犹太人耶稣所创立的基督教,最初只是从犹太教分裂出来的宗教小团体,基督徒象犹太教徒一样,遭遇到罗马统治者长达300多年的持续迫害,但这种发自草根阶层的宗教最终征服了罗马的统治阶层。因为,基督徒具有对一神教上帝的绝对虔诚,也具有拒绝向罗马皇帝效忠的殉道精神,所以,基督教必然征服罗马人和其他西方人的灵魂。犹太人耶稣不仅以自身的殉难和复活成为上帝的圣子,也逐渐成为罗马的贵族和普通人的新信仰。
 
在此意义上,基督教信仰对世界的征服,乃历经苦难的犹太民族的最大幸运。
 
在我这个非基督徒但尊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无论《新约》中的耶稣其人及其神迹是真是假,对于犹太人和基督教而言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事实上的虚妄并不能否定和贬损精神信仰上的奇迹,犹太人耶稣个人的殉难象征着整个犹太民族的大劫难,耶稣的复活象征着几近被灭绝的犹太教通过转化为基督教的复活——信仰的复活。这一殉难和复活通过道成肉身的方式,见证了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也见证了神圣价值的“道成肉身”,即上帝之爱在人间的显现。也就是说,上帝,绝非虚幻的救主而是人间的精神实在。耶稣之殉难,不仅是为了见证圣父的启示和象征性地传播爱、悲悯、宽容的福音,更是为了象征性地承担起人世的苦难和人的原罪。由此,基督教先是改写了古罗马人的精神品质、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继而塑造了整个西方的文化及其制度,并通过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近、现代的殖民主义扩张,而开始了一个几百年的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
 
西方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既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信仰之战,更是罗马帝国企图恢复昔日大一统辉煌之战。虽然,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军事结果皆不如愿,但对于凝聚和巩固整个西方的基督教权威而言则居功至伟,使欧洲人之间的认同感与日俱增。正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西方人的别称就变成了“基督教信徒”或“信仰基督教的同道”。“这个名词使人们首次有了自己的正式称呼,它既指基督教信仰又指整个基督教世界,很快普遍流传开来。”(参见:《牛津基督教史》第六章《基督教文明》,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更重要的是,与十字军东征平行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启了制度化的教权与王权的二元社会结构,由此才真正奠定了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
 
文艺复兴之后的几百年间,基督教随着地理大发现而进入非西方世界,基督教占领了美洲大陆并导致了新教北美的迅速崛起,进而通过武力殖民和经济扩张向非洲和亚洲扩张。也许,对于传教士们来说,武力殖民有违于爱的福音,但世俗化的强大武力和发达经济,无疑为基督教向世界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支持。所以,基督教的传播是伴随着铁血的历程,是西方殖民者对非西方民族的侵略、掠夺和践踏,传教士为传播福音而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根本无法平衡殖民地人民所遭遇的屠戮和掠夺。这样的铁血扩张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变。当自由美国代替大英帝国而成为西方领袖之后,武力殖民才基本上被和平演变所取代,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化过程,也使基督教越来越融入世俗化的自由主义价值之中;基督教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也越来越作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部分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不仅是经济的全球自由化,而且是政治的全球民主化。
 
对于二战后基督教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而言,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在此次公会议上,罗马教廷对其政治理念做出巨大修正,标志着基督教信仰与自由主义宪政理念之融合的完成:1965年,梵蒂冈颁布了《宗教自由宣言》,明确承诺放弃了关于“持谬见的人无任何权利”的信仰歧视的传统教义,把只属于基督徒的权利和良知修正为“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和人人有责任追随其良知”。“这一重大的决定不仅使天主教会与新教主流教派一致起来,而且使天主教徒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毫无保留地参加到民主社会的决策过程之中。”(《牛津基督教史》P602)
 
也就是说,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其扩张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传播(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市场经济和基督教,二者之所以具有难以遏制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与人性的内在适应性。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上帝说:相信我,恶棍将变成义人。
 
基督徒的良知说:守护信仰,恶治会变成善治。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斯通:《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四卷《信仰的时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甘地:《甘地自传》(杜危吴耀宗合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999年8月写于大连教养院,2005年7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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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非基督徒的基督教读书笔记(1)

铁窗中的感动——狱中读《论基督徒》
 
Liu Xiaobo 
题记基督教信仰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人之为人,首先是爱,其次才是智。无爱的智慧越卓越,就越有可能作恶多端。绝对的爱无条件地构成人性的必须条件或前提。
 

汉斯•昆是著名天主教思想家,德国图宾根大学天主教神学系基本神学教授,普世宗教研究所所长。他既是神学大师,又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他倡导一种崭新范式的基督教思想,致力于推动神学在所谓后现代处境中的范式转换,因而也被称为“自由神学”的代表人物。

汉斯•昆的《论基督徒》(杨德友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为狱中的我带来了铁窗中的感动。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如此激动地读书了。这种激动的、投入的感觉真好,它在告诉我:尽管自己生长在毫无宗教背景的无神论文化之中,但自己并非无可救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

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那种圣徒人格,但被这样的书所感动所震撼,说明自己还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虔诚与谦卑,并未被牢狱之灾所吞没,也没有被曾经暴得的名声所腐蚀,我还有救,还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变成努力地接近这种人格的过程。

八十年代,圣•奥古斯丁《忏悔录》是我最喜欢的经典之一,读过多遍,使我生命中追随圣迹的冲动变成了自觉的信仰欲望。今天,读这本书,加之以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现在还有一种每日都切近我生活的爱的引导,那就是我的妻子刘霞的那种近似于神圣的爱。在此意义上,我太幸运。

一,基督教所面临的现代挑战

(一)世俗化的挑战:由神向人的转变是古代与现代的分界线。理性化、世俗化的过程就是解构、祛魅的过程,即宗教权威削弱衰落的过程。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世俗人道化以一种空前的兴盛向传统宗教发出挑战。与此同时,世界的一体化和解脱了教会束缚后的开放,使排斥异教和审判异端的不宽容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基督教处在一种与世界其它各大宗教平等竞争的关系之中。基督教在受到种种世俗的挑战的同时,也受到其它宗教的挑战。启蒙时代的解放过程为基督教带来的最大恩赐是:一种批判的宽容的开放的视野:信仰不是未经自我检验的盲从权威,不是狭隘的排斥异己,不是封闭的自我崇拜,不是惟我独尊的绝对权力。而是独立的经过批判检验的整个生命的、特别是理性上的深信不疑,是吸收其它宗教的有益成份,是给予别人自治、生存权利的开放信仰,更是一种宽容地对待异己的平等意识。

而这,恰恰是原始的耶稣基督所启示所践行的上帝之爱——一种极端的爱。

(二)现代人道主义的挑战:世俗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从教会权威下解放出来,摆脱依服地位,获得独立。在此情况下,宗教也由封闭转向开放。在第二次梵蒂冈公会会议上,虽然教会对外捍卫社会正义、民主和和平,但其内部仍然保持权威化的管理。基督教义经过现代启蒙的洗礼,不再与人道主义对立,基督教可以是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也可以是基督教的,即教义的人道化。

但是,世俗化过程也带来了商品化和技术化的宰治,使人类处在逐渐失去信仰的状态,甚至连基督及其信仰也作为商品被出售、用于牟利。面对这样极端的商品化时代,怎样恢复人类灵魂对超越性信仰的虔诚,将是宗教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此情况下,基督教转向世俗并不能放弃自己的实体意义,而是要变得更准确。越世俗化就越不放弃上帝給予我们的超越性希望。

现实已经证明,技术进步不能实现真正的人性,技术和消费的压力正在形成对人的新奴役。现代化是一个人化的过程,但它所带来的决不是完全人道化的世界。自发的秩序是由一种非理性的理性所推动,宗教的希望就是不放弃一种超技术的社会,一种受到更高价值控制的技术进步。如果没有神圣价值的引导,中立化的技术难免误入歧途,被用于野蛮的屠杀和奴役,如二战和共产极权。只有在灵魂上返回幸福的本源——那给予人类终极依赖的神圣之物,才能免除技术进步宰制的人类生存,

同时,社会的政治革命也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性,东方式的共产主义政治革命所带来的结果,恰恰不是人的解放,而是偶像化、极权化的奴役——从精神到肉体的整体奴役。那是一种高度组织化、技术化、恐怖化和谎言化的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个人独裁还是多数暴政——都与人的解放毫无共同之处。到目前为止,东西方都还没有找到一种既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又不产生其它恶果的新的社会制度。

在现代,人的异化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而是富裕的疾病,是小康后的灾难,是沉迷于世俗享乐的平庸化的精神癌症。而宗教的希望就是不放弃一种超越政治革命的社会,既超越革命和停滞,也超越认同现实和对现存秩序的总体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换言之,不放弃对一种真正充实富足的生存、一个更好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王国的呼唤——对个人生活和人类生活的真实意义的呼唤。在这样的社会中,技术进步将在终极关怀或宽容的无限的爱的引导下,使人能够摆脱技术统治和完全理性化,也就是摆脱空前的感情贫乏。在文化上、哲学上和生存上,用“希望原则”代替“绝望原则”,用“升腾原则”代替“沉沦原则”。现代社会之所以迫切地需要宗教或信仰,就在于人类正处在这样的关口:在赢得物质世界的同时正面临着丧失灵魂的危险,也就是变成单向人或平面人的危险。

(三)各种宗教对基督教的挑战:基督教是对一种绝对的意义根据的寻求,对一种绝对的终极关怀的呼吁,对一种绝对的超越价值的依赖,是人无条件地参与的某种事物关系的特殊社会体现。

虽然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各种宗教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所有宗教的共同责任基本相同,基督教在回应其它宗教的挑战时,应该尽量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所有宗教的共同责任之上,由此出发来弥合分歧、至少要做到容忍歧见。这种共同的责任是:

首先,意识到人的孤独、偏好、缺乏自由;意识到如临深渊的恐惧、忧患;意识到自私的处世方式和伪装的生存策略;也就是意识到人的异化、奴役的困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赎罪的需求。换言之,在这个未得赎罪的世界之中,人的处境是不可言状的痛苦和悲惨、死亡和毫无意义。宗教就是要教导人们建立信心,期待某种新事物,渴望人和世界的变容、再生、赎罪和解放。

其次,意识到神的善良、宽容和恩惠;意识到神虽近在身旁,却又是遥远的和隐蔽的;人不能只因为自己的清白自信而自然而然地接近神,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点需要净化和顺从,敬畏和谦卑,需要为赎罪而获得牺牲,通过死亡而获得生命。换言之,人不能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而只能投入上帝的容纳一切的爱之中。

再次,意识到先知们的呼吁,从对各类世俗明星的追逐转向对伟大先知人物的倾听,从知识的和行为的楷模那里——“荒野考验”的行动和“登山宝训”的启示——接受灵感、勇气和力量,以重新开始寻求伟大的真理,提升我们对神圣的理解,更深刻地体验生命内在的终极需求,以便在世俗化的世界中,找到走向宗教的复兴和更新之路。(P96-97)

基督教在当代的复兴,取决于自我更新的独特性,首先是现代意识的宽容和反对廉价的优越感,不是传统的排他性,而是现代的独特性。既不存在惟我独尊的绝对主义,也不接受任何其它要求,更反对兼收并蓄的软弱的折衷主义,而是包容性的基督教普遍论。以开放精神对待世界各宗教,与其它宗教进行平等而真诚的对话,即给予又接受,给予各种信仰以独立的无私的基督教援助。使基督教成为现代批判精神的催化剂和结晶。(P120)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不是狭隘的激进派意义上传教士的征服意识,而是倾听别人的关注,分担其忧患,同时以语言和行动生动地证明自己的信仰。不仅是保存已知真理,而是要寻求更伟大的、经常是新而未知的真理。不仅要在教堂中坚守基督的信仰,更要把基督的信仰投入到瞬息万变的生存之流接受挑战。

二,从另一个维度完成人类灵魂的救赎

人类正处在新的奴役中,现代的各种批判理论所提出和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灵魂的迷失。我是谁?我的生存有无价值?如果有价值,这价值是什么?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折磨着我们,证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和新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真正人道的持久的和平社会来说,一种基于灵魂饥渴的宗教革命是一种必然的条件。克服个人和集体(民族主义)的自我中心欲,以达成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的交流。尼采喊出的“上帝死了”并不真实。上帝永远不会自行死亡或被人为地打倒,死亡所表达的真实含义仅仅是时代的休克,一种时代性的精神迷茫,一种失去最终皈依和首要依凭的无根状态,一种无信仰的世俗世界观。迷乱中的尼采呼唤超人,不也是对超越价值的呼唤吗?那么,如果没有上帝,谁还会充当这个超越的存在呢?人吗?通向奴役之路是由人的神化或偶像化铺就的,只有上帝才是解放或自由。

正如上帝的存在无法证明一样,上帝的死亡也无法证明。上帝既不能自我证明,也不能通过人的理性来证明。但是,有一种理由可以明确人类对上帝的需要 ——人的疑问开始于人类生存的不确定性和作为整体现实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人生的终极悲剧性。再先进的高科技,再富足的物质生活,都无法最终解决生命的痛苦问题,而痛苦使人迷茫、置疑、失望甚至绝望。怀疑或提问,证明了我们只有从这种不确定性的整体感受即生命的终极悲剧性出发,才能询问其可能性的条件。我们不能从任何抽象的原则出发寻找上帝,而只能从具体生存的整体性体验中内省地沉思上帝,从无法摆脱的痛苦及悲剧性的结局出发寻求解脱。“生存、还是毁灭?” 哈姆雷特的问题,既是现实的疑惑,也是对终极的询问,是基于对生存意义的追问而向上帝发出的求救。这就是康德所指出的实践理性的功用。

上帝提供了存在物的首要渊源、首要意义和首要价值。上帝的现实就是在悲剧的深渊面前、在死亡导致的恐惧和无意义面前,为生存提供值得活下去的勇气和意义。它首先取决于对希望的一种基本的信任态度,一种基本信心。它虽然不能消除现实的不确定性和悲剧性,但是起码可以建立起对生存意义的信心。有此信心,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不安全感、知识的不确定性和价值的迷失中设想一种统一,设想无意义中隐含着意义,无价值中隐含着价值,就能在向死而生之中超越死亡的恐惧。换言之,上帝给予人类生存以信心和终极的意义,这就是信仰。(P65)

三,上帝的存在需要人的决断

这种决断比赞成或反对现实的决断更深刻,这是一种终极的深度。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真理也就失去超越性的深度和高度,至多是世俗的真理——平庸的常识而已。真理越平庸,确定性就越大;真理越深刻越重大,确定性就越小。深刻的真理要求我们向它全部开放,在内心深处,有智慧地、自愿地、有感情地做好接受的准备。我们需要调整自己,并在意志上做出决断,以求达至真正的确认。

基督徒的决断,不仅需要灵魂深处的确认,而且需要践行信仰的行动,殉教者的行为是最极端的决断,其极端性为世俗生存提供了终极的参照和支撑。正如耶稣宣示和践行的无条件的极端之爱,为人世之爱提供了终极的尺度一样。在耶稣的“爱你的敌人”的神圣命令下,世俗之人起码可以做到以没有敌意、没有仇恨的态度待人处事,以非暴力的方式抵抗暴政。圣雄甘地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殉难,就是在世俗社会中践行耶稣之爱的典范。

人类的终极问题已经由康德提出: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P70)在终极的意义上,无神论是放弃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我们只有安于信仰,选择首要依据而不是无根底,选择首要凭借而不是无依无靠,选择首要目标而不是毫无目的,我们就有理由有信心不顾一切分裂而承认世界与人的现实的统一,不顾全部无意义的处境而承认某种意义,不顾全部无价值而承认某种价值。

人类必须有一个梦,这个梦要求我们在充满仇恨和歧视的困境中寻找爱和平等,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即便明天早晨地球定将毁灭,我们也要在今晚种下一株希望之树。在此意义上,信仰在灵魂中的扎根,需要一种“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近于决绝的生存勇气和意志决断。

尽管人类的生活是不确定的和不安全的,甚至就是面对危难和沉沦,遭受弃绝和摧毁,但是,从终极的首要的渊源、意义和价值方面,我们会得到终极的确定性、信心和稳定。今天的基督徒对上帝的理解,必须以对世界的现代科学解释、对权威的现代理解、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为前提,完成由注重来世到注重现实的现代转变,以现在对未来的注目为前提(P79-79),批判地否定、积极地抬高、优异地超过。

基督的人道主义不亚于一切其它的人道主义。当人的生存提升为基督信仰的存在,不是做基督徒就是成神,而是做基督徒就是做真正的人。不是分裂的人格,而是保存、消除和超越人性,是人道主义的转化。人能够按照真正的人性去生活、行动、受苦和死亡,在幸与不幸之中,在生与死之中,信仰者都将得到上帝的支持。

1997年1月9日于大连教养院
2008年9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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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人至痞则无敌——国内学术现状的精彩自述

 
人至痞则无敌——国内学术现状的精彩自述

  作者:金唢呐

  现在大学教师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实事求是讲,现在的大学老师比80年代初
我毕业的时候那些人业务熟练得多。现我记得我刚到教研室的时候,有很多老师
干了七八年,居然连教材都没有讲过一遍。那时候班少课少,每年讲上两章,多
少年才能讲完一本书。而现在如果在学校工作5年,至少整本教材得讲上10遍。
科研也是一样,凡是能招研究生的教研室,每年都可以做些科研,发几篇文章。
那些文科教研室则不管老幼,每人都有著作。如果是经常翻阅英文杂志的科研匠
肯定会知道,最近几年,英文杂志上中国人的文章是不断翻番,而且在高水平的
英文杂志上,如《Cell》、《Nature》、《Science》,也能看到中国人的名字
了。再过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中国人说不定还会成为常客。

  我的总体感觉是有民国教育背景的那些老家伙,水平确实要高出一截,剩下
的这几拨人都是一球样,开始我被那些“17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黑线
(19491966)”培养出来的那帮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但接触多了,觉得好像还不
如77级以后的大学生。

  和奥运会金牌战略一样,现在大学实行的是“SCI战略”,而且卓有成效。
那些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Cell》,在2004年以前和国内的研究人员完全无关,
现在也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了。各大学现在都是定期不定期的开
“SCI、EI和ISTP论文”动员大会,“国家自然基金课题申报讲座”,定期表扬
“课题大户”、“论文大户”。科研获奖和SCI论文数成为大学明确追求的目标,
重奖政策十分到位,发表在《Cell》、《Nature》、《Science》的论文可获百
万元奖励。而且学校还不打白条,前两年我们大学有两个实验室分别在
《Nature》、《Science》各发表了一篇论文,第二年校长自颁奖,100万元当场
兑现,其中80万元以科研经费的形式资助,另20万元作为个人奖励,而且披红带
绿,敲锣打鼓,永远载入校史。以后无论是校长给教育部汇报的成绩,还是给新
生介绍学校概况,都要把这事儿挂上。

  与教学不同的是,这科研和著书猫腻极多,简单说,就是大家都在“斗智斗
勇”,想办法少干活,多攒论文。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阶级斗争为纲”虽已被阉
割,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很多谋略、方法还深植于官方和民间。比如这搞科研,
只要是中国人,都懂得“人海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伤九指不
如断一指”之类的道理。尤其是吃公家饭的,对这种大题目都特感兴趣,都想实
现跨越式发展。搞飞机的一定是做大飞机,搞电脑的就是银河、曙光和神威三大
系列的百亿千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我这个电脑外行也搞不清楚,既然咱们计算
机研究这么凶猛,“龙芯”研究这么多年投入十几个亿了,好像也就是刚从386、
486的圈子里跳出来,现在是相当于奔2还是奔3还有争论。而且根据公布的照片
看,基本上就是个多国拼盘,连外围零件都是美国日本台湾韩国的,CPU还能是
什么高 档玩意儿。

  还有那“汉芯”造假事件,更有代表性。前几年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
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教授主持“汉芯”研制造假被曝光,那个陈进是个
美国海归,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拿到的计算机工程硕士、博士学位。陈进
的科研过程就从美国飞思卡尔公司(原摩托罗拉半导体部门,2004年2月更名为
飞思卡尔)买回了10片 MOTOfreescale“56800芯片”,雇佣民工将芯片表面的
MOTO等字样用砂纸磨掉,加上“汉芯1号”的标识。然后就是鉴定,靠着这个
“科研成果”,申请到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一年以后,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汉芯2号”和“汉芯3号”在沪宣布诞生,上海市副市长还出席了汉芯揭幕典
礼。以后一直干到了“汉芯5号”。他们实际上是准备大干一场,目标是“汉芯6
号”,没想到科研班子里有人给捅了出来,上边原来还想“捂盖子”,后来举报
者贴到了 BBS上,上边只好发了话,撤掉陈进平息民愤。

  实际上广大“识字分子”都非常同情陈进,因为“汉芯”造假的手段,在前
几年实际上非常普遍,几乎是常规操作。因为申报大型课题都需要有前期工作基
础,没有经费哪来的前期工作?只好先胡编乱造,先把国家的钱套住,有钱后再
真正开始干活。搞化学的就说自己合成了某个有活性的“母核”,现在准备搞系
列化合物。其实什么也没干,等经费到手以后再从“母核”干起,然后再从到手
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去贿赂官员,争取每年再追加经费,到最后没准真能合成出
系列化合物来。所以说,陈进同志非常冤枉,是新时代的窦娥,胡锦涛同志也应
该像毛主席那样站出来说一句:陈进是个好同志。每到晚上我写科研标书的时候,
脑海里就会突然冒出一句:今夜,我们是陈进。(篡改自余杰《今夜,我们是美
国人》)

  现在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了,很多人都是和海外实验室联手,把自己在海外做
的那些研究和对方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研究当做“前期工作”,一般不会穿帮。再
有就是在获奖和论文发表排名、奖金分配等敏感问题上,一定要贯彻毛主席的指
示:“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那是科研是否穿帮
的生命线,最近爆出的几起科研造假,都是在这些环节上出了问题。

  谁都得承认这个事实,现在中国人发科研文章确实凶猛,起码我们学校的重
点教研室,SCI 论文每年都是十几篇,一点不比中等水平的国外同行少,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涅?我看就是三点:一是向规模要效益,二是追踪国际研究热点,三
是连蒙带骗。和国外大学不同,国内各大学都有自己的“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
室)”,校长书记在会上几次说,科研经费分配不是“撒芝麻盐”,不能搞平均
主义,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说白了就是把全校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少数几
个重点研究室,把全校教师应该得到的津贴给了少数几个人。还有更邪门的,河
南农业大学招聘“领军人物”,开出的条件居然是一千万元的启动科研经费、一
百万元的生活补贴、二百六十平米的住房。大家的思路很一致,重赏之下必有成
果。

  这些 “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室)”大多是校长书记的根据地,或者是院
士、大牌教授的老巢。这些教研室有的是钱,通过各种途径、直接间接搞到的科
研经费都在千万元以上,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愁没钱花,怕的是花不完”。
而且人员配备也非常壮观,教授讲师助教加研究生六七十人,实验室十几间,很
多仪器设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做课题跟流水线一样,过上三、四个月就攒出
一篇论文来。从这里走出的研究生们基本功也很扎实,不信诸位到你们所在国的
研究室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追踪国际热点也很简单。举个例子:美国化学家从太平洋杉树皮提取出了抗
癌活性物质紫杉醇。你就可以看看树叶、树根、果实中是否也含紫杉醇。而且还
可以研究东北杉树皮、叶、果、根里面是否也含这样的物质。既然紫杉醇可以抗
癌,那么甲基、乙基、丙基、丁基紫杉醇,甲酰基、乙酰基、丙酰基、丁酰基紫
杉醇,甲酰胺基、乙酰胺基、丙酰胺基、丁酰胺基紫杉醇……等衍生物是否也抗
癌(有些还可以根据构效关系推测一下),它们之间的作用强弱、起效快慢、维
持时间长短、毒性大小有无差异,都可以成为“国家重点课题”。靠这个路数拿
到院士学位的还不在少数。若国家想宣传,还可以来一个“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
2-甲基 -3-乙酰基-4-丙酰胺基紫杉醇具有强大的抗癌活性”。

  这种事情可不是我胡说,60年代《人民日报》就是这么干的,1966年,在毛
泽东生日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
成结晶胰岛素”。实际上人民日报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概念偷换成“首
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结晶”,害得国人至今愤愤不平,好像就此还和诺贝尔评委员
会结下了梁子,至今提起这事儿来还“妈妈的,等着吧”、 “等着吧,妈妈
的”。其实在1963年底,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的 Panayoti
Katsoyannis 副教授在哈佛大学举行的蛋白质基金科学发布会上宣布他已合成具
有胰岛素活性的物质,并于1964年在伦敦一国际研讨会上宣布了同样的消息。
1963年12月,德国Helmut Zahn实验室在《环境保护报》(Zeitschrift Für
Natürschung)上也宣布自己完成了羊胰岛素的全合成(见旧作《被糟蹋的中国
医学史(5):胰岛素与结晶胰岛素》),可以说除了中国人,没人认为中国人
首先合成了胰岛素。

  再举个生理病理药理生化(所谓三理一化,基础医学的重点课)研究领域的
例子。一旦有谁发现了一种体内活性物质,众人就像苍蝇见了血一般的扑上去,
把与之相关的内容做透做烂。比如某科学家发现NO可以扩张大鼠冠状动脉,于是
咱就可以做其他实验动物种属如兔、小鼠、豚鼠、犬的冠状动脉,这些动物不同
部位的血管,如脑血管、肾血管、肺血管、腹主动脉、静脉血管,不仅可以研究
正常血管,而且还可以复制N个病理模型,探讨疾病状态下NO对血管的影响。条
件好点的,还可以做NO舒张血管机制的探讨,从整体水平、器官水平、细胞水平、
分子水平来做研究。如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影响、对各种与血管舒缩相关酶活性
的影响、有关基因的影响、信号转到通路的影响等。而且知道了这个路数,只要
有人发现了舒张血管的活性物质或者合成了新的舒张血管药物,都可以照此办理,
毫无思路可言,基本上是力气活,只要有“日,歇歇再日”的那种精神,发篇文
章真不是什么难事。

  按照这个思路发表的论文也不能都说是垃圾,因为这些实验数据确实需要,
你不做别人也要做,看谁钱多,看谁下手快就是了。我记得我们学校一个教授在
国际会议刚结束就打电话回来,说国外某某在会上宣读,说发现了一个什么现象,
咱们赶快报课题,系统研究一下,一定能实现跨越性发展,抱个大金娃娃,执该
研究领域之牛耳,云云。90年代中科院有个工程院院士叫秦伯益,就是靠主持研
制的盐酸二氢埃托啡名利双收的。二氢埃托啡是70年代英国人率先合成的而放弃
开发的一个吗啡、罂粟碱的衍生物,军科院仗着自己独立的申报新药途径,弄成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后来证明,二氢埃托啡和二乙酰吗啡(海洛因)
差不多,也是个“镇痛作用强,成瘾性也强”的物质,除了给药方便(舌下含
服),没什么太大的临床价值。

  这种追踪国际研究热点的做法,不管文章发多少,其实很难有什么原创性的
成果,要么是拾缺补遗,要么是填补国内空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填补国内
空白的同时干点拾缺补遗的活儿,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
国科研的最大特点,就是“建国”六十年以来一直在已知领域里进行孜孜不倦的
探索,并且成果辉煌,所以综合科研实力雄厚。像那几个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重
大科研成果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原子弹,无非是美帝1945年爆过,咱们二三十年
后再来一下(这里只是从科研角度看,不涉及政治意义);胰岛素,人家合成了
胰岛素,咱们搞出了胰岛素结晶,纯度更高;战斗机歼X,至今还在停留在和米
格X比较的水平,一天到晚左右愤们为歼X相当于米格X1还是米格X+1争得面红耳
赤。

  如果想真正干出点成绩,我看一要有兴趣,二要肯为自己的兴趣付出,三要
有点天赋和运气,这几样我是“十三不沾”,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我有时看
自己发表的科研文章极为沮丧,觉得吃喝玩乐的大好时光,都用在了往巨幅黑白
照片上点那几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点儿,实在是可惜。一天到晚就琢磨着如何把同
一项研究反复发表或拆分发表,想办法搭上的别人的快车,端的是无聊透顶。远
不如提前退休,上网和老芦等鬼混开心、爽快。可咱没有老芦的魄力啊,看看自
家的房子、车子,甚至连后代的房子、车子,不都是这么描点挣出来的?

  现在国内的科研,跟什么科研水平不能说没关系,但主要还是看搞关系的本
事。尤其是我们这些搞实验科学的,各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大多同时又是行政带头
人。如果不弄个头头脑脑的干干,你没有可供支配的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连找电工水暖工改造个线路水管都没人搭理你。可真要是给你个正处级或副厅级,
虽然掌握了研究资源,但每天又要应付文山会海,教学评估职称晋级,还是很难
正经干点什么。所以在国内静下心来干点事儿非常难,当年那句“偌大的北平放
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只要把“课桌”换成“实验台”,就是我今天的处境。
而且在官本位的中国,我也看不到解决办法,光喊几句口号是不能代替制度建设
的。

  要说我们做的这些科研论文没有意义也不是。据国家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
国发表被Ei检索的论文超过美国雄踞世界第一;ISTP检索论文位居世界第二;
SCI检索论文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据说08年是世界第二)。从论
文数量上而言,中国已经是科技大国。说起来我也为此做了贡献,尽了一份中国
公民的责任。说来也怪,这世界上就有这么邪门的政府和民众,搞科研一不为探
索未知世界,二没有商业目的,三不涉及国计民生,就是纯粹为了满足广大民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让广大民众扬眉吐气,还真是
让人费解。前边我说过咱们搞军工研究也是一样,既不是保疆拓土、收复失地,
也不是侵略掠夺、获取利益,更谈不到什么伸张正义、维持世界秩序,好像也没
有长远打算,探索点什么新式武器和作战方法,国家投入巨资,就是为了给国内
民众YY用,给愤愤们喊叫“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候补充些底气!

  有一次和科技部的一位官员一起喝酒(其实就是行贿),半个小时以后就给
他灌得舌头大了(国内叫“喝好了”、“喝透了”),话也多了起来:“上面也
知道底下这些猫腻,都是靠这么玩上去的,谁比谁傻啊。每年给你们这些识字分
子拨点钱(金注:据说中国现在科研经费700亿/年,而仅公车消费就3000亿/
年),也不指着你们出什么成果,一来是让你们有点事儿干,省得‘既生瑜何生
亮,吴氏生飞(无事生非)’;二来也让你们有点零花钱,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
国内外名山大川你们也玩得差不多了吧?你们往那些狗屁杂志上发那些文章有人
看吗?你还别和我说什么国际杂志、SCI,这一套我也懂,不就是让全国人民高
兴一下吗?有什么他妈的学术价值!等什么时候外国人搞出来咱们用就行了,尤
其是你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连个专利费都不用付,反正科学没国 界。”

  说到“连蒙带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不造假
的学者,即使有,也绝不会高于大熊猫的存栏数。就拿我们学校和我本人来说,
有些科研课题是根本不做的,完全靠编;有些是做一部分编一部分;当然也有些
是实实在在地做,不敢打任何马虎眼的。

  现在不少大学都要求每个教研室必须要有“教学研究”课题,否则评估不合
格。具体到我们教研室说,获奖课题就有3项,好几个教师晋升职称都用上了。
比如“面向新世纪的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构建多元化的课堂教学评价体
系”等,里面随机、对照、重复、双盲的原则一样不少,可都是坐办公室里编出
来的,实际上边也都明白,完全是八路军糊弄共产党的干活,绝对都是造假,而
且没有一个教研室不这么干的。

  实验论文也有完全胡编乱造的,这主要与研究领域有关。像搞中西医结合、
中医现代化研究的那帮人,至少一半都是骗子。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攒一个“自拟
方”,然后再编个动物实验证明之。比如说我有个熟人搞了个什么“补肾壮骨中
药抗骨质疏松作用的实验研究”的课题,鉴定的时候让我给帮忙,实验论文里又
是家兔又是大小鼠,他私下告诉我,他一只动物也没买过,都是编的,有谁知道
这“自拟方”的成分是什么啊?就算知道,谁会吃饱撑的去验证啊?所以可以拿
出“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的劲头来,甩开膀子大干,不用有丝毫的担心。

  一开始还觉得SCI收录英文杂志有什么神秘的,后来人们发现,国外学术杂
志也是纸老虎。据方舟子说,有的国外科学家在获悉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即可获
得奖金后,拒绝为来自中国的论文审稿。少数杂志有这么干的我不否认,可大多
数杂志还是中国人的文章越来越多。而且最近两年我的邮箱里经常接到各学术杂
志的宣传资料,都是说“本杂志最近影响因子又有提高”,云云。说白了,这还
不是知道了中国人按影响因子发银子,从前我可没接到过这样的东东。中国人这
些年把世界学术界搅得乌烟瘴气,最近捅出来的院士李连达造假文章就是发表在
国外学术杂志上,四川大学教授丘小庆甚至在《自然》杂志造假蒙人,可谁也没
办法。杂志社编辑部谁会去逐一验证每一篇文章的真伪,所以也没见中国人谁发
文章受什么影响。再说句难听话,离开中国这有钱的大爷们,有些外国杂志可能
就根本办不下去,至少日子不像现在这么好过。

  我经常对研究生进行“弄虚有风险,作假要谨慎”的教育,想让他们树立造
假的风险意识,以免对个人和研究室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若说一点作用也没有
也不是,至少对那些胆子小的、脸皮薄的、涉世不深且对学术科研有敬畏感的人
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作用极其有限,尤其是对那些在职攻读学位的博士硕
士来说,完全就是扯淡。

  我的研究生和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们当面和背后说过类似的话(我总结的,不
是原话):凭什么不许我们造假,现在什么不是假的,翻开党史哪一章哪一页不
是假的,一本中国历史能找出几句真话来?博士又怎么样,不管怎么说,这三年
博士,我们还至少实实在在窝在实验室干了一年,学校开会时在主席台就坐的高
官们,哪个人的学历是自己在实验室里干出来的?金某人这出国算是白出了,连
一点“平等”的意识都没有,还停留在封建社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的水平。还他妈的玩高尚,那些教学评估材料、科研课题标书都是我们帮助写的,
跟注水肉有什么区别,假正经!

  其实人家说得完全对,翻开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教科书,还真找不出哪一
页没有谎言。连“我爷爷消灭日寇150万”的劣质谎言,也堂而皇之出现在了中
央电视台,还是出自军史专家、大校(现在据说是将军)之口。最近几年,国家
各部委开始领跑“官员博士化”,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
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早已
成为潮流。他们从考试到写论文,哪一个不是秘书、办事员代劳的,那些政治局
那些委员们博士硕士帽子不也是这么戴上的么,都是绝对真实的“假”文凭。

  实际上,弄虚作假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和自由,
甚至是应尽的义务,并不会也不应该因为年龄、性别、职务、专业、出身和居住
地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任何人只要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包括各国驻华使节和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及其配偶、回大陆探亲的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都可以享有这
弄虚作假的自由。有时候我也挺生气的,觉得不来点弄虚作假,就对不起党和政
府,遇事不玩猫腻,就不配当中国公民。所以教学评估的时候批量造假材料,觉
得特过瘾,算是出了憋在心里的恶气。

  现在造起假来大家都理直气壮,甚至还带着一种情绪:造假怎么了?造假有
理,造假无畏。而且科研造假又不是毒大米、毒牛奶,我碍着谁了?套句文革的
一句歌词就是:要是造假你就到中国来,要是不造假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
滚他妈的蛋!(原词是:要是革命你就站起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
滚滚!滚他妈的蛋!)

  总而言之,在国内学术界摸爬滚打了二三十年,使我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广
为流传的生存原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痞则无敌。树不要皮,必死无疑, 人不
要脸,天下无敌。

(XYS20091023)

◇◇新语丝(www.xys.org)(xys4.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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